第三章 “剿”“抚”“剿”的回旋

一 初战

“剿捕档”是用来抄录平叛镇反事件谕旨的簿册。设此档的目的，在于此系军国大事急迫紧要，恐混同于“上谕档”而查寻不便，故别置一册。

将与英国的战争等同于平定叛乱，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的人们的这种分类法，不仅再一次提示我们当时人们的“天下”观念，而且也隐隐展露出当时人们对此类事件的理所当然的处置原则。

尽管战争骤然而至，尽管清王朝全无准备，但在传统的御外攘夷的武库中，已经为道光帝编制了“剿”、“抚”两套程序。

从人物的出场来看，上一章的主角是林则徐，这一章是道光帝、琦善和伊里布。

舟山位于杭州湾东南，扼苏、浙、闽三省海面，共有大小岛礁200余处，本岛是中国第四大岛

英军占领舟山的目的，是为其远途作战的部队建立起一前进基地，休整补给，据此展开其北上、南下中国海的军事行动。此外，英国政府也有意割占此岛，以便在比邻当时中国最富庶地区的一方站稳脚跟，将触角伸入华东，并由长江进入内地，尽管这一点后来没有成为事实。

“夷人”之所以为中土士子们看不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会使用优雅的汉语。

总兵张朝发在英军第一波火炮射击时，便中弹落水，后内渡镇海而不治。知县姚怀祥见军事不利，投水自尽，表现出儒吏在“蛮夷”面前应有的气节。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炮火的清军士兵，临阵产生恐惧心理而大量溃逃。

如同鸦片战争中所有的战斗一样，双方的战报永远不会吻合。

根据“天朝”对外体制，除广东外，各地官员未经许可不得收受外国文书，即所谓“人臣无外交”；对于转呈皇帝的外国文书，若有违悖字样，亦不得上送而亵渎圣明，不然将以“大不敬”论处。福建、浙江官员如此做，并非是其个人的决定，而是体制的限制。

1840年1月5日，道光帝将林则徐与邓廷桢对调，以邓为两江总督。未久，江苏巡抚陈銮病故，恐邓独力难胜两江之重位，于1月21日将邓与伊里布对调，改邓为云贵总督。又未久，御史杜彦士上奏福建鸦片走私猖獗，水师交战不力，于1月26日将邓与刚上任的桂良对调，改邓为闽浙总督。同一天，道光帝还派出祁寯藻、黄爵滋以“钦差”头衔前往福建，“查办事件”

邓廷桢人未离穗，官椅却转了半个中国，心里完全明白道光帝的用心。

在局势的预测上，他同林则徐一样，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反而对下属“告以夷人之无能为，我师之大可用”，以振作水师将弁的信心，敢于出洋与鸦片武装走私船交战。在他的奏折中，大谈缉拿鸦片走私，看不到针对未来战争的设防措施。

战争终于无可挽回地打响了。战报一份份由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发出，随着飞奔的驿马，一站站递往北京。北京的静谧安宁，被沿海的炮声冲破。

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

二 “剿”“抚”之变

道光帝依次得到信息的时间与英军行动的顺序，恰恰颠倒，其对策也有不得要领之感。

以一个人的智慧，在短时间内，对大小政务作出决策，这不仅需要雄才大略，而且需要周密精细。此外，体力和精力的充沛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档案，我们知道，清代皇帝每日须批阅上万字的奏章，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决策，稍有疏漏，便会铸成大错。

这种空前的高度集权的方式，对皇帝的人选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尽管这种集权方式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纵下，可能会更有效率。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而谋新路，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

决策如此重大，变化又如此轻易。

琦善主“剿”信念动摇的主因，在于目睹英军的“船坚炮利”，自忖不敌，这是英方完全可以想见的并希望达到的效果。而道光帝主“抚”意向的萌生原因，却是英方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的，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竟是巴麦尊照会的翻译问题。

最妙的是“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一语，居然给英军直接下起命令来。

毫无疑问，尽管道光帝此时已经答应英人将对林则徐“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但心中绝对清楚林属无辜冤枉，因而在谕旨中凭空加了一句为林开脱的话，“受人欺朦”，以便为后来的减轻罚处预留地步。可是，在他内心的深处，对此是不在乎的。为了解脱朝廷的困境，别说是冤枉，就是牺牲个把大臣，那又算得上什么？

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至1840年，清朝的国库存银为1034余万两。这笔款项根本应付不了一次大的战争，更何况是旷日持久不知结局的战争。道光帝还指望用这笔钱来应付其他急需，也舍不得将之投入战争这一无底洞。

财政困难是道光帝在整个战争决策过程中遇到的一大恶魔，挥之不去，纠缠不清。

道光帝自以为窥破了英方的底蕴。他从最最直接的反应出发，认为此次中英关系恶变，对清朝而言，在于三点：一、林则徐禁烟；二、鸦片被焚；三、停止贸易。

道光帝完全打错了算盘。只要看看巴麦尊照会中的出价，就完全可以断定，道光帝的主“抚”政策注定失败。而他自以为在陆路还能取胜、国库中还有一点银子，也就为他交易不成重新主“剿”铺通了道路。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历史中，“抚”就如同“剿”一样，是帝王们交并轮番使用的两种重要手段。一般地说来，可战而胜之时用“剿”；战而不能胜时则用“抚”。用“剿”时命将出兵，讨而伐之；用“抚”时往往换马，诿过于主管官员（实为替罪羊），另宣大皇帝新“恩”，以能循归常态。无论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仅在清朝的历史上，“剿”与“抚”都有诸多的实例和经验，道光帝也知详用通。

道光帝先前的一道谕旨，又似可全部概括其使命：“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插图]毫无疑问，这道貌似全面的谕令，如同先前的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一样，又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

北方的危局消弭之后，道光帝对自己的“驭夷”能力产生了虚假的估计。

此等许多周折。为此，他越想越恨，不免圣怒大作。10月7日，他下令将已革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拿问解京，交刑部审讯，罪名竟然是拒收“夷书”！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