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世清先生

                                                                                                   白谦慎

小记：“我在为《书法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应酬活动对学术和艺术的影响。在中国，有名气的老人在应酬方面是辛苦的，但他们也是幸运的。尊老的文化观和种种社会机制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保障，使他们可以不必承受后起之秀在专业方面的挑战而带来的压力。许多后生固然可畏，但文化名人们并无被淘汰之虞。在有这种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我们的前辈在晚年是否还继续努力、锐意创新，就完全看他们是否有坚定的著述意志了。我在谈应酬的文章引了顾炎武和傅山的例子。清初大儒阎若璩曾说，有顾炎武和傅山这些前辈，激励着后生小子发愤努力。这里向读者们介绍的汪世清先生，就是一位能令我们这些晚辈肃然起敬、发愤努力的老人。

从1992年开始，我每次去北京，总要去拜访汪世清先生。和汪世清先生认识是在1991年。那年春天他和故宫的刘九庵先生一起到耶鲁大学参加八大山人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作为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参加了接待工作。两位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刘先生在两年前仙逝。汪先生虽也已八十五岁了，但身体很好。1999年，他应佛利尔美术馆邀请来美整理王方宇先生生前收集的八大山人资料，曾和夫人一起到波士顿鄙舍小住数日，得以时时请教。和先生一起散步，年纪比我大近一倍的八旬老人居然走得比我还快。汪先生的身体如此好，我想和他开朗、专注、淡泊的性格有关。对他来说，作学问已到达一种境界。汪先生1935年从家乡安徽歙县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北大西迁，汪先生护送老师、著名画家汪采白先生回安徽，居皖十年，协助汪采白先生在家乡办学。抗战胜利后，汪先生回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学业。汪先生是物理学史的专家，退休前为教育部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兼任《物理》杂志编委。像他那一辈人，所学虽为自然科学，但因受过旧式教育，旧学功底都很好。汪先生年轻时经汪采白先生引荐，得以请益于汪家的世交、乡贤黄宾虹先生，在黄先生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十七世纪的黄山画派。自1958年受故乡的委托编辑浙江资料集后，四十多年来，汪先生一旦有空便到北京图书馆读善本书，离休后更是如此。如果你在每星期工作日的上午到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你常能在那里见到汪世清先生。一个八旬老人尚孜孜如此，实在令晚辈感动、振奋。

我和汪先生见面的地点，总是图书馆，不是北图善本书室，就是科学院或北大图书馆的善本室。前些年，在北图看善本书需要局级单位证明。汪先生的单位是个局级机构，他总是先为我开张介绍信，我们在北图碰头，然后一起进善本书室读书。中午，便在附近一家快餐店吃个便饭，一般是喝粥吃饼，每份十元。下午接着看书。有时我们到科学院图书馆看书。中国科学院虽说现在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但该院图书馆藏有许多明清善本书，其中有不少是已故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旧藏。我们常能读到有邓先生批注的一些善本书。从这些书上的批注中，我们也能窥见前辈读书之用功。

汪先生读书时喜欢抄书。善本书室内只能用铅笔作笔记，汪先生通常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下所需的资料，然后回家用毛笔再把收集的资料誊抄一遍。某一方面的资料积累多了，他就分类装订。汪先生常把自己收集到的资料，慷慨地提供给同行和晚辈使用。就我所知，他提供的关于渐江、程邃、龚贤的资料，曾帮助一些年轻学者完成了他们的硕士和博士论文。

汪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有时我向他请教清初一些并不十分出名的文人，汪先生都能把他们的身世、主要著作、交游一一道来。1999年冬天，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加《溪岸图》研讨会时见到汪先生，我向他请教明末清初的文人徐世溥的生卒年。他问，“你指的江西的徐巨源吗？”我说是。他想了想后说，大概生于万历中晚期，卒于顺治年间。他回北京后给我来了一封信，考证了徐世溥的生卒年，结果和他原来告我的年份相差不到十年。近十年来，汪先生和我通过几十次信，我差不多在每一封信中都对他提出一些明清艺术史中的问题，而他回答我问题的每一封信都可以说是一篇或数篇学术短文。

汪先生对明清艺术史研究的贡献很大，他对清初四僧和龚贤等书画家的研究，常有重要突破。很多明清艺术史中的难题，若不是有汪先生的研究，我们很可能至今尚在重重疑雾中。但汪先生从不喜欢张扬，对名利的事，他看得很淡。1992年董其昌世纪展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举行，中国派出庞大的代表团。谢稚柳先生、徐邦达先生、杨仁恺先生都来了。这几位老先生名气大，所到之处，总有人前呼后拥，“追星族”中，景仰者有之、问学者有之、借此攀附名人者有之，沸沸扬扬，好不热闹。汪先生也来了，他学问虽好，但名气不如那些名家大，身边自然就少了那些喜欢凑热闹的人了。但汪先生却安然若素，除了跟一些前去请教的年轻人交谈和必要的寒暄外，自己仔细地看展览、听演讲（汪先生懂英语），耳目前的喧闹对他毫无影响。在接触美国、日本、欧洲的学者时，他也总是那样不卑不亢，自在从容，显示了一位中国儒者的尊严。我想，也只有那些有充分自信的人，才能在这种场合表现出宠辱不惊的风度。

正因为汪先生对抛头露面的事情兴趣不大，所以他就能免去许多不必要的应酬，得以专心学问。除了指导许多前去请教的晚辈外，汪先生至今每年总有几篇甚至十数篇很扎实和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短者数百字、长者数万字）问世。

多年来，汪先生一直热心地给予同道和晚辈们提供种种学术上的帮助，而又从不求回报。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他主动向别人提出过什么要求（邀请汪先生到波士顿小住，是我主动提出的，一是略表对他的敬意，二是借这样的机会向汪先生请教）。他对晚辈的唯一期待，是希望他们能做好学问。所以，我每次去北京，总是带给他我新发表的文章。而我也抱着这样的希望，争取在近几年内能领到一笔研究基金，使自己能从教学中脱身，在北京租个房间，在汪先生的指导下读半年书。这个计划若能实现的话，那又该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注：汪先生的论文主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文物》、《新美术》、《故宫博物院院刊》、《故宫文物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等报刊上。

原文载2001年5月14日《书法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