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所有的记忆就定格在我9岁的年纪。父亲母亲是在新中国解放初期，母亲在供销社，父亲在粮食局，后来他们被单位抽调到工作组时相互认识，相爱，直至结婚。文华大革命的时候她们前后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当时母亲家里有一个年幼的弟弟和年迈的父母，为了照顾母亲的家人，父亲背井离乡的从老家泼机来到大湾，作为一个外来户还是个右派，他必须要踏踏实实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候白天参加艰苦的生产劳动，时不时的还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游街示众，晚上还要认真学习各种文件，对自己的生活，思想 作深刻的检讨，多年以来父亲一直忍辱负重的生活着，虽然那时候我们家生活非常艰苦，经常处于衣衫烂缕，食不果腹的状态，但父亲很乐观，常常晚上全家坐在火炉旁的时候教我们唱歌，跟我们讲好多好多有趣的故事，逗得我们就算饿着肚子也忍不住捧腹大笑，丝毫看不出他的痛苦与无奈，多年以后我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他写着：实在熬不住了罗甸河便是我的归宿。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父亲怕早就不想活了。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特别贫穷，当时还是生产队，每家每户家里粮食都是靠工分来发放，我家兄弟姐妹有六个，哥哥们都有10多岁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虽然也有点劳动能力，但父母怕耽误他们读书，就不让他们参加劳动，要他们安心学习，所以一大家人的生活就靠父亲在农业上劳动，母亲在缝纫社工作，尽管她们已经很辛苦很努力了，但每年父母挣到的工分所分到的粮食，对于一大家人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全家经常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随时都要靠母亲去亲戚朋友家借粮，我们才能勉强度日。父母为了贴补家用，他们白天辛苦的劳动，晚上俩人还得熬夜帮人织毛衣，冬天晚上还去卖点汤圆，有时星期六星期天父亲带着哥哥们帮人挑粪，背灰，无论再苦再累，只要有机会找钱，父亲都不放过，但无论父母如何辛苦，家里还是一贫如洗。
1979年1月父亲终于平反，恢复了工作，但是因为常年在农村艰苦的生产劳动，加上政治上的精神折磨，早已积劳成疾，恢复工作一年不到，年仅49岁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去世时我年纪尚小，根本不知道去世为何物，记得在县委大会议室里，晚上10点左右，在爸爸的同事，领导，及家人的陪同下，我垫着脚尖呆呆的看着父亲安详的躺在漆黑发亮的棺木中，十万个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过世了是什么意思，爸爸以后要去哪里，他还回不回家.......？年仅21岁，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哥看我呆呆的样子，心疼地过来把我牵开，我不想离开，并且很认真的问大哥，爸爸以后还回不回家带我们？大哥定定的看着我，两眼含泪，全身发抖，一句话都不说，伸出不住发抖的双手使劲的掐着我的手臂，一瞬间那种钻心的疼席卷而来，弥漫了全身每个细胞，由不住我嚎啕大哭，好多叔叔阿姨跑过来抱住我，个个眼圈发红，还责备我大哥说，“爸爸刚走，你就这样对待弟弟妹妹，不怕你爸走得不安心？”大哥低着头，默默的把还在伤心欲绝的我抱过来，径自回到爸爸的宿舍，帮我洗好脸，叫我好好睡觉，我看到大哥的样子，有点心疼，有点害怕，所以乖乖的答应了。等第二天醒过来，看到爸爸躺着的棺木已经装好，县委会议室布置得庄严肃穆，爸爸的领导，同事，家里的亲人全部佩戴着白色的小纸花，所有的人都齐齐的站着，有几个叔叔在我们的面前挨个的讲话，都是说爸爸，但我听不懂，所以很好奇的转过头看看哥哥，转过头看看妈妈，比我懂事的姐姐悄悄的告诉我，领导在给爸爸开追悼会，认真点，不要乱动，本来我就没有乱动，这一说我更不敢动，足足的熬了怕半小时，叔叔阿姨们握着我们的手，和蔼可亲的对我们说：以后要好好学习，听妈妈的话。我们齐刷刷的不住的点着头，只有妈妈代表全家跟他们一一的说谢谢。
自此以后我也终于知道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往后的岁月他再也不会教我们唱歌，也不会讲有趣的故事给我们听了。几十年来，虽然没有了父亲的陪伴，但父亲和蔼可亲的样子，幽默风趣的谈吐，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敢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