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若木槿
那天和罗先生吵完，脑袋里立马浮现一句话来:贫穷使生活一地鸡毛。
最近，我们的“生活”在糟糕中跌宕起伏。罗先生租了个三室两厅的房子，原计划当工作室用的，但学生比较多，住不下，便租了套更大的。我一毕业就到了杭州，原来租的房子便没退了。杭州房租高，为了减轻经济压力，我们决定招租。
三个房间，一主一次一客。我们自己住在次卧。主卧带卫浴，招租广告贴了没多久便租出去了，是一个卖水产的男人，带着两个伙计。客房本来租给罗先生圈子里一个考研的朋友，住两个月搬走了，房间没空几天，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娘为店里的员工租下了。
问题的爆发就在理发店小哥住进来的这个月的后半个月里。大概月中往后一点，某晚，罗先生回来后突然跟我说门口好臭。第二天下午他得去学校，正好那天我上下午班，于是我们一起在客厅学习。我俩坐在那儿，总被一阵恶臭味儿裹着。
这味儿我都快习惯了。罗先生可能因为昨晚门口的恶臭和客厅恶臭的轮番轰炸有了点情绪，正好主卧租客——恶臭源自放久了不处理的死鱼死虾——又拖交房租，并且我又因为恶臭来自厨房——我不时会用到——而扇了把风，于是他叫来那人，让他把房租交一交，并将厨房和门口的地拖一拖。
那天罗先生是带着气出门的。后来，他跟我说，他出门之后给主卧租客打了个电话，叫他搬走，后来觉得不妥，又给人家道歉。
这事发生没多久，我又在厕所给狠狠恶心了一把。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进厕所，关门，开灯，然后傻眼了，立刻按下冲水钮，跑出了厕所。我真是受够了！自从这个理发小哥住进来后，我就常在马桶坐垫上看到尿渍，一次又一次，我忍了，可连大便都不冲，就过分了。
和租客交涉主要是罗先生在进行，我便跟他说这件事。他没理发小哥联系方式，让我当面去说。大概是我那天被恶心得狠了，语气不太好，理发小哥答应我保持马桶最起码干净的第二天，我又在马桶坐垫上看到尿渍。我默默地将它擦掉。没过几天，我又在马桶坐垫上发现一个脚印，我以为是罗先生忘记擦了，跟他说一声，结果他一脸懵逼，然后我炸了。
罗先生说我喋喋不休的样子像个中年妇女，小气，一点都不大度，不宽容。他这话让我很想打他，然后我们吵起来了。吵到后面，罗先生以为我还在为理发小哥的行为生气，找各种理由劝我。
虽然罗先生会错了意，但我还是被他，不，被钱说服了，决定原谅理发小哥。我们的经济状况使那一千块房租变得比较重要，我不能因为一时之气而请他移居别处。这份“宽容”，屈于钱。
我再小气，也没有为了这等令人作呕的鸡毛小事与伴侣争吵，实在是很讨厌那样一种情状:一人做错事触犯另一人，被触犯者不快，旁观者指责被触犯者，何必计较，何不宽容以显大度？何以器小？
流传千古的中华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用的？
自有记忆，并开始学写作文以来，在中国中小学生的笔下，“宽容”便是经久不衰的文题。记叙文还好，若是议论文，则必举“负荆请罪”和“六尺巷”的例子。
前者体现蔺相如是多么大度，而他的大度又如何让廉颇自惭形秽，进而使两人由敌对方变为生死之交。后者言作为宰相的张英在对待家人与邻里间的土地纠纷时“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宽大、洒脱之态度，使得邻居自惭形秽，亦让出三尺地来，合六尺而成巷，引为美谈。
换个角度切入。相如不与廉颇争列，见廉颇便引车避匿，为何？是因为他大度吗？不，他说:“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他那是以大局为重，大度是这种行为的体现，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手段，而非原因。
同理，身为一国之相的张英，家里缺那三尺地吗？不过是吴家想占那几尺地，张家人气不过，欲仗张英的势，而张英觉得没那个必要，实质上是嫌麻烦。甚至，进一步揣测，张英会不会考虑到若家人仗势欺人，可能会有损他宰相的令名呢？
进一步剖析。这两个故事里，作为宽容者的蔺相如和张英，所对面的是能知错就改、会负荆请罪的廉颇和同样能退让三尺的吴家，才能得到一个大团圆结局，以至美名远扬。若廉颇依然如故，甚至还有点得意；吴家顺着杆子往上爬，占了这三尺地还嫌少，这样的结局又会给人怎样的启示呢？
我从小就穷，经历少，读书少，见识也浅，所以气度不大；所能忍受客厅恶臭、马桶尿渍者，为钱而已。私以为“宽容”虽以美德称世，但对度量不够的我等而言，它更多地可能是省去麻烦的手段或者为维护利益或别的什么而行之的无奈。这并非说“宽容”不好，相反这是一种很好，能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美德，但它不能化而为绳，助道德绑架为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