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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英国革命之起因》
尽管大范围的历史沿着不可改变的预定路径前进，但是，极其重要的短期决策可能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决定。
当我们从结构转向事态时，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强调个人所面临的选择，以及他们作出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教会试图在伦敦恢复城市什一税，因为如果它能够征收接近城市不动产年租赁价格的 10% 的税收，那么，它的财富将快要恢复了。
“彻底专横的政策”的目标是一个父权主义的绝对主义政体，该政体基于教会和国王的紧密联盟，它是惯于顺从的，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社会稳定。它包括拒绝向反对派作出任何让步；在温特沃思和诺伊之后，不再笼络反对派领导人；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上的决定和声明，最大限度地冒犯了重要个人和群体的感情和利益；以及一场迫害运动，它造成了数十个殉教者以及数千个被放逐者，却未曾触动过反对派的内心。
国王的宗教政策所带来的最显著后果，是自相矛盾地促进了清教感情的巨大增长。
直到在 17 世纪 30 年代被滥用为惩罚持宗教和政治异议者的一项工具为止，星室法庭曾是一个极为受欢迎的、成功的法庭，并受到了诉讼当事人的尊重，他们频繁光顾那里，来寻求它所提供的迅速、廉价和公平的司法。由于星室法庭公平合理的诉讼程序及其对维持低收费的仔细关注，一些普通法律师曾长期嫌恶它，但是，只有当乡绅因政治原因转而反对它时，他们在废除星室法庭问题上才有了足够的政治支持。
事实是缺乏地方官僚机构，缺乏宗教统一，缺乏常备军，以及缺乏某种独立的财源，没有东西能够弥补上述这些不足。
到 1639 年时，英国出现了一种局面，即流行的替罪羊不是无权的少数群体，而是政府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国家能够长时间存在下去。
战争中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不愿意打仗所造成的，它反过来导致国王对其武装力量失去了控制，这是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必不可少的序幕。
联合起来反对国王的是一群暂时取得一致的敌人 —— 乡绅、贵族、律师和牧师 —— 他们受到了四种有影响力的理想的激励，但到目前为止这几种理想是不同性质的，或者甚至是不相容的：极端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地方特殊主义，宗教上和道德上的清教主义，以及宪政上的守法主义。
长期议会的第一次会议有效地摧毁了或削弱了除普通法法庭之外的所有中央政府机构，并使权力不知不觉地轻松落入地方当局手中。
在 1 月份，市议会成立了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 —— 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组织，它的功能是控制城市的民兵组织，因此实际上越过了市长和高级市政官。议会领导人现在享有伦敦城武装力量的军事保护，享有伦敦城乌合之众在危急时刻的政治援助，享有伦敦城财富的财政支持，以及享有伦敦城传道士的宣传支持。但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采取了一些政策，这些政策至少比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皮姆希望采用的政策更为激进。伴随着伦敦的政治革命，内战的爆发走近了一大步。
当内战来临时，它不仅把地主阶级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而且使家庭破裂，父子相争，兄弟相斗：每七个贵族家庭中有一个因战争而分裂。一些同时代的愤世嫉俗者认为，这些家庭分裂是精心安排的安全保证策略的一部分，为的是无论哪一方获胜，在胜利者中间总是有有影响力的人物来保护家庭财产，使之免遭没收和瓜分。
查理一世在 1629 年所作的决定，即开始在教会和国家实施有关社会秩序的强硬政策，尽管它作为导致垮台的原因无疑是关键性的，但其本身仅仅是一个长的前段链条的一步，是对议会反对派先前攻击的几乎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而议会反对派发起攻击的最终原因必须远远地追溯到都铎王朝早期。这里所提供的对英国革命的解释是有条理的，可能过于有条理，但是，它并不简单，也不简洁。
由于乡村和城市的劳苦大众在英国革命中除了当双方的炮灰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有产阶级和接近于有产阶级的这些群体，连同它们必不可少的智识上盟友，即清教教士和普通法律师，这几者的分歧对战争的结果有决定性影响
关于英国革命，重要的并不是它在永久性地改变英国的面貌上所取得的成功 —— 因为这是轻微的 —— 而是 1640 年后各种不同的反对派政纲和成就的智识内容。一个举行过涂油仪式的国王，因对他的臣民违约而遭到审判，他的头被当众砍掉，他的公职被宣布废除，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