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苍春波

      内容梗概——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办学有规律，学校有主业，要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评比，不能动辄让学校停课出人出场地办活动，更不能把招商、拆迁等“摊派”给学校，并向教师下达指令性任务。切实减轻教师身上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不合理工作负担，使教育返璞归真、回归本源。

      但是，总的来看，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的顽疾并没有真正治愈。“开会等于落实，发文等于做过”仍然是评价基层学校工作好坏的标准。有校长吐槽说：“一年要签阅上千份方方面面发来的文件，参加一百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应付几十种验收评估，上报成百个材料。” 管理的减法，关键在于要切实减轻学校和校长的负担。学校和校长的负担减轻了，教师和学生才能真正“减负”，学校才有活力，教师和学生才能生动活泼、自主发展。

      第一，把会议减下来。

      记得有一次，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和我一起接受央视采访，针对记者提出的某大学学生创作了《校长去哪儿了》歌曲一事，龚克笑称，校长们经常开会，“会议实在太多”。龚克校长说的是大学，中小学的情况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看过资料，广东一位校长，一年参加了240多个会议。现在会议重复的内容太多了，已知的政策、同样的内容不断地层层重复学习。

      在很多地方，因为校长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而且地方政府的大部分工作需要学校配合，无论是房屋拆迁、招商引资、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都会给学校布置任务，所以，校长们必须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开完会议，到学校就要开会传达。因为需要参加的会议越来越多，学校配备的领导也就越来越多。在会议中“成长”起来的校长，慢慢习惯了用会议落实会议、用会议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一周开几次会议，一次会议开一两个小时，已经成为许多学校的常态。

      有教师在网上吐槽，学校每周平均要开三次会议，每次会议“一般从教学主任开始，然后德育、后勤、体卫、综治、食堂等诸多部门亮相布置任务，每个中层都要说至少5分钟，中层说完，副校长说，副校长说完，‘一把手’校长做总结发言”。会议太多，会议本身就成为走过场的形式，“开会就念稿，念完就鼓掌”，“要么是一片鼾声，要么是一片掌声，要么是一片歌功颂德声”成为许多会议的标配。

      对此，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校长李希贵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一个学校的大部分问题，是应该通过制度而不是会议来解决的，“一个成熟的组织，必须坚持不懈地向常规性会议开刀”。

      李希贵引用了著名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鲁克的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会议是靠集会来商议，是组织缺陷的一种补救措施，“我们开会时就不能工作，工作时就不能开会，谁也不能同时又开会又工作。一个结构设计臻于理想的组织，应该没有任何会议。会议应该是不得已的例外，不能视为常规”。

      李希贵举了一个关于“教师监考动员会”的案例。这种会议，是许多学校大小考试的规定动作。这样的会议，有的学校每个学期就多达十几次，开会者和参会者都有说不出的苦恼。之所以开这个会议，就是因为担心监考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无法弥补的失误。但是我们对监考出现的失误又没有明确的处分办法，甚至对因为监考失职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没有梳理清楚，当然也缺乏具体的、明确的应对措施。其实，如果把相关的制度建立起来，明确所有岗位的权利、责任、义务，“尽最大可能梳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做到每一个问题都有明确的处置办法，而且毫不姑息”，就可以省去一次又一次重复性的会议。

      当然，我不能同意希贵校长“一个结构设计臻于理想的组织，应该没有任何会议”这样极端化的结论，但是，德鲁克的观点和李希贵的许多做法，还是值得我们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们认真学习、借鉴和思考的。

      第二，把文件减下来。

      一所学校一年要处理多少文件？

      曾经有媒体报道，2012年，眉山市东坡区教育局发出署有该局全称的“红头文件”共计503次。虽然这些“红头文件”中，有“东教办发”，也有“东教研发”，还有“东教人发”，等等，但是上面千条线，学校一根针，所有的文件都要学校校长来处理。 “文山会海”背后是许多“落实”的工作。文件多一点也就罢了。关键是这些文件背后，还藏着一件让学校“最头疼”的事情，那就是学校须按照文件落实相关工作，并且提交相关佐证材料。正如当地部分学校的校长所反映的那样，如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国旗的文件，不仅对国旗设施等提出了相关标准，而且对检查汇报提出了明确要求，“如校园内是否有标准旗台，旗杆是否悬挂国旗。检查时，这个一眼可见。但按要求，学校必须拍照附说明，作为材料存档”。局里来学校检查，不看别的，就看“佐证材料”，无材料便会被扣分。而且是少一份材料，即按项扣分。“据不完全计算，每个学校每年须完成的佐证材料，几乎都要超过千份。” 有人还给东坡区教育局算了一笔账。教育局下发的“红头文件”，平均每一份文件至少4页。按目前打印市场价0.3元/页计算，打印一份文件需1.2元，打印503份文件至少需花费603.6元。按照100所学校算，全年所有下发文件的印刷费用共需60 360元。

      平心而论，眉山市东坡区教育局的文件在全国各地教育局中肯定不是最多的，和很多地方相比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但是，管中窥豹，与“会海”一样泛滥的“文山”同样压得学校和校长喘不过气来，是教育减法必须要做的大文章。 减少会议，需要通过制度的建立。减少文件，需要标准的确立。其实，学校的常规管理工作是不需要每年、每学期重复发文件部署的。只要按照相关的规范与标准，建立科学的评价与奖惩办法，就可以大量减少类似的“文山”。

      第三，把检查减下来。

      与“文山会海”一样，让学校校长头疼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检查验收。

      有校长反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各种资源和项目落实到学校和教育管理单位，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和验收却让他们不堪重负。以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例，项目规划、实施、监督、检查、验收等各个环节，都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工作量，同时还出现了“省里要来，市里先检查一次；市里要来，县里先检查一次；县里要来，镇里先检查一次”的情况，面对重复性检查、考核的压力，只能动员一线老师参加到写材料和接待中去。

      新华社的《半月谈》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学校不是菜市场，检查不能左一场右一场”，引起了许多校长和老师的共鸣。一个学校每学期大大小小的检查有几十次，所以“检查一声喊，全员团团转”。检查不是简单的检查，学校要事先准备，要开会布置，全员动员，要写材料，来了还要陪同。过多的检查给学校教育秩序带来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我们能否给校长一个权利，拒绝一些不必要的检查？ 也有老师在网上吐槽，学校里“一个月大大小小的检查有十几次之多，平均一到两天检查一次。有省级检查、市级检查、区级检查、校级检查”。不仅仅教育部门的教学业务要检查，师德师风、校园建设、心理咨询、卫生安全、普法禁毒、综治维稳、周边环境等都要检查，消防、环保、疾控、司法、交通、气象等管理部门，也经常到学校进行专项检查，一个学期少则一次，多则两次。学校不可能像党政机关那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条线就配一个部门，于是，所有与学校教育有关和无关的“重要”工作就成了校长必须应对的工作。校长就成为集“安全第一责任人”“计划生育第一责任人”“消防第一责任人”“卫生第一责任人”等于一身的“第一人”。每个部门来检查一次，都需要组织老师提前准备文字材料，组织学生进行各种形式主义的“表演汇报”，结束以后还要写总结材料。“一些职能部门本应服务校园，但在职权不对等条件下，变成了安排校园，落实工作变成了布置工作，每项工作对校园来说都是额外负担。” 面对各种各样的检查，校长们要么“狡猾应付”，要么“弄虚作假”。比如一位村小学校长在应付“扫黑除恶”检查时称，“学校都是10岁左右的小学生，怎么落实扫黑除恶？我就从村里借了一张条幅拉了一下”，“我每次只找一个班来应付，主要利用课间操、体育课之类的时间。其他的各种材料总结，便做一个板报，或者利用一个班会来解决多个活动的材料”。

      更有甚者，就是复制抄袭，还出现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笑话。“A校的材料上赫然印着C校的校名，C校的材料上赫然印着D校的校名。”为了顺利通过检查验收，学校只好绞尽脑汁做假账，让材料“符合标准”，做得漂亮好看。这样的做法，不仅玷污了校长的良知，也损害了教育的形象，在教师和学生的心中也留下了难以修复的阴影。

      为了减轻教师不必要的行政负担和非教学任务，应该尽快启动《学校法》立法工作，以法律形式明确学校、教师的责任、权利、义务等内容，明确学校和教师的责任边界。要尊重教育规律，清理非教学专项工作进校园项目，严禁侵占正常教学时间、学校德育活动时间、体育锻炼时间开展各类行政系统的“任务”，设定各学校一年内考核和活动的最高次数，超过数量，学校有权拒绝。同时，要减少形式主义的行政检查和督导评估，避免“走过场”“做样子”“穷应付”，对学校开展的检查、督导、评估必须坚持随机性原则，不得提前通知学校准备迎接行政检查和督导评估。

      第四，实实在在为中小学减负。

      这么多年来，中央为中小学减负的文件发了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不断为中小学校长、教师减负呼吁，但是为什么一直减不下来呢？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没有硬标准。中央八项规定要求，“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但是什么文件该发，什么文件不该发，什么会该开，什么会不该开，并不容易辨析，并不像“1+1=2”那样答案明确，稍一放松，该发的不该发的文件都发了，该开的不该开的会议都开了。检查、督导、借调等也是如此。

      二是没有硬处罚。从中央到地方，在反“四风”案例中，多数是党员干部吃拿卡要、不作为慢作为等，对“文山会海”的案例通报却极为罕见。这就不难想见，没有案例的警示威慑，部分领导干部依然把中央八项规定当成耳旁风，只要不贪污不腐败，开开会、发发文，搞搞检查评估，借调人员工作也无伤大雅。

      三是可以避追责。文件层层转发、通知级级下达，用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检查落实情况，看似认真、重视，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本质上就是向下级推卸责任。以“文山会海”落实指示精神，用检查评估体现重视认真，的确已经成为追责的挡箭牌。于是，投入“文山会海”、有事无事检查，便成了一些官员稳妥的工作选择。 “文山会海”以及不必要的检查评估等是披着干工作漂亮外衣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不作为、乱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级干部的工作状态和生活质量，更影响了工作本身。纵容“文山会海”以及不必要的检查评估，实质上是对干部思想作风的错误引导，是对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的选择性落实和有意无意的抵制，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形象。 2019年，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分析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时指出，这些问题表面上体现为广大教师承担了与教育教学科研不相干的事务，疲于应付、忙于琐事，但从根本上“反映了当前在尊重教师专业发展规律、理顺现代学校和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制度性问题”。因此，究竟应该如何在教育管理上做减法，如何很好地为校长和教师减负，关键还是建章立制、规范管理。

      第一，要重申精简会议标准。凡能用小型调度会、协调会、现场会解决的问题，不再召开大会；凡内容相近或会期相近、参会人员大部分相同的会议要合并召开；凡能通过文电办理的不再开会。同时，加强对各级党政机关开会发文的督查力度，严厉处罚、问责乱开会、乱发文的现象。要以“零容忍”的态度面对“文山会海”，要像开展反腐败斗争一样力度不减，节奏不变、不见成效，绝不收兵；不见巩固，绝不罢手。

      第二，推广“无会周”“无会日”。可以逐步推广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委的做法，将“无会周”制度化。固定每月的第一周为“无会周”。也可以借鉴20世纪80年代河北正定县的做法，规定一周1~2天为“无会日”，“无会日”一律不得开会。学校也要推广“无会周”，最大限度地压缩会议次数、参会人数。

      第三，要适应“新时代”，改变开会方式。需要大范围传达的内容，采用云视频会议，组织各级相关人员统一收看，不再层层开会、层层传达；需要不同区域落实的内容，尽量采取电话会议或视频会议，减少舟车劳顿。

      第四，要改变工作作风和评价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多次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和“崇尚实干，狠抓落实”。“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考评标准。要彻底改变以往以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件来评价工作成绩的做法，改由以工作完成实绩进行考评，从而促进干部作风从“注重形式”向“真抓实干”转变，工作方法由“简单贯彻”向“提高执行力”转变，政府职能由“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 “精文简会”并不意味着不发文件、不开会，而是要做到该开的会要“开好”，不该开的会“一律不开”，力戒形式主义。

      总之，要以“零容忍”的态度面对“文山会海”和其他加重基层负担的行为，要像开展反腐败斗争一样整治“文山会海”和检查评估，让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腾出时间，扑下身子为百姓多干点实事；让我们的学校领导腾出时间，扑下身子为教师和学生多干点实事，多研究点教育教学问题；要把教师从“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让他们静下心来从事教育教学研究，提高专业化水平，与学生一起成长。

      心得体会——

      看来，减负对于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家长，都是刻不容缓的。摆脱文山会海才能看到真正的山海；告别所谓的“表亲”，才能更亲近“至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