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439《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二十九卷-01

高高举起，轻轻放

元帝恢复盐铁专卖制度；规定博士弟子的定员为一千人。这是因为朝廷经费不够开支，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徭役，使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缘故。

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先前说天变灾难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进行责问，他们都跪拜于地谢罪。

于是，元帝下诏褒扬周堪、张猛，调回京师长安。任命周堪担任光禄大夫，支中两千石俸禄，主管尚书事务；任命张猛当太中大夫、给事中。

而这时候，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尚书五人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有建议，却不得不拜托石显代为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

正巧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让他自杀于公车官署。

当初，贡禹上奏章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因为亲情已尽，应当撤除。各郡、各封国设置皇帝祭庙，不合古代礼制规定，应该改正。”

元帝认为有理，撤除昭灵后（高祖刘邦生母）、武哀王（高祖刘邦的哥哥刘伯）、昭哀后（高祖刘邦的姐姐）、卫思后（武帝皇后卫子夫）、戾太子（卫子夫的儿子刘据）、戾后（汉宣帝的祖母史良娣）的祭庙，都不再祭祀，只设置官吏兵卒守护。

元帝下诏，各位皇帝的陵园，以其所在地区，分属三辅管理。在渭城寿陵亭原上预设坟墓，下诏不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县，也不要强迫各郡、各封国移民到那里。

秋季，颍川郡水灾，淹死百姓。

冬季，元帝前往长杨宫射熊馆，大肆游猎。

元帝采用丞相韦玄成等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孝惠皇帝的祭庙。

感思：在周堪、张猛被贬（详见读书笔记434、435）的第二年，日食、地震等异象频出，天灾更严重了。元帝心慌，问询给事中匡衡（详见读书笔记437）。

匡衡颇有政治谋略，先表扬元帝上位以来躬身国政、连年大赦，让臣民受益匪浅，然后暗示元帝还要亲近忠良、疏远奸佞，这样国家运势必将更上一层楼。

元帝格外受用，升任匡衡为光禄大夫，将周堪和张猛调回京城辅政，斥责石显一伙，这些谢罪官员多为其党羽。

可惜匡衡在短暂推动了周堪、张猛回朝，其政治理想初步实现职位擢升后，看到元帝未实质打击石显、宦官集团时，匡衡选择与石显合作，对权力格局做出现实妥协。

元帝的惩罚仅停留在口头斥责上，未对诬告者进行实质性处罚比如免官、下狱，使得这种问责成为“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表演。

更未追究背后主谋石显的责任，等于默认了宦官集团操控灾异解释权的现状。

元帝一半清醒一半醉，朝中高层官员大半仍是石显的党羽，所以重归朝堂的周堪和张猛几乎没什么话语权，沦为昙花一现的“吉祥物”摆设。

善于惑主的石显根本没给他们机会。周堪想见元帝一面都难，悲愤之下得了失语症（可能是中风），从此真的彻底“闭嘴”了，不久便郁郁而终。

张猛早年师从名儒周堪学习经学，两人都反对宦官石显、弘恭的专权，主张任用儒臣，整顿朝政。

因此，他们成为石显集团的打击目标。周堪死后，张猛则被石显诬陷后自杀于官署。

恢复盐铁专卖（武帝时期的重要财源）、裁撤冗余祭庙（减少祭祀开支）、限定博士弟子员额（控制太学生供养规模）都是直接针对财政问题的举措。

但元帝优柔寡断，依赖石显处理政务，导致宦官权力失控。石显更关注巩固自身权力，而非国家财政健康。他排挤周堪、逼死张猛，使真正有能力的官员无法发挥作用。

元帝的财政措施本可缓解危机，但因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最终：盐铁专卖未能充实国库。贪腐横行，被宦官及其党羽中饱私囊，加剧官商勾结；

裁撤祭庙减少开支。裁撤祭庙虽由儒臣贡禹提议，但最终决策权在石显手中，他借机削弱儒臣影响力，也未能阻止外戚（如王政君家族）和宦官挥霍；

博士弟子名额虽被限制，但石显安插亲信进入太学，人才选拔被扭曲，使太学成为其培植势力的工具。不仅未提升官僚效率，反而让太学成为石显的势力范围。

因此，这些改革未能真正改善财政，反而加速了西汉的衰败，成为宦官集团排除异己、巩固权力的工具。

周堪、张猛师徒的悲剧结局反映了西汉中期皇权衰落、宦官专权的政治现实。

元帝这种“责问而不惩处”的做法，不仅未能恢复政治清明，反而助长了权臣“认错不改过”的政治风气，石显集团权力进一步巩固，为后续王莽篡汉埋下了制度隐患。

此事件发生在三个关键转折点上：宦官专权制度化-石显首开中书令干政先例；儒家灾异论工具化-从制约皇权变为党争武器；皇权决策空心化-元帝开启“中朝架空外朝”模式。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元帝一朝，实为西汉由盛转衰关键，其优柔不断，养奸贻患，非独性格之失，实制度之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