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历史，总是逃不过阉党和东林党的对立。网络小说千奇百怪，各种立场的小说都有人写。
有说东林党为国为民，阉党残害忠良的。
也有说东林党收刮民脂民膏，阉党为国理财的。
其实人性是复杂的，好和坏同时存在。
东林党以儒家为理念，勇付国难的君子如左光斗和史阁部有的，但士绅为了家族利益，也是有的，降清的更是无数。
阉党断子绝孙，就会走向极端，要么彻底超越物质的高尚，要么走上彻底的低俗，高尚如郑和，王承恩，低俗就不计其数了。阉党派去各种收税的太监首领，给国库从士绅里捞钱是有的，但顺便给自己捞钱也是有的。
说到底，都是围绕三纲五常的观念产生问题，这就是信仰一样，人觉得应该如何，才觉得安稳的活着，否则就会不知所措。
正因为人性如此复杂，所以老到的历史写手写明代历史，往往是引导各种各样的人，不管是太监和士绅，抹平他们物欲的一面，引出他们高尚的一面，自然国家大事就容易办了。
历史是读书人写的，所以阉党就成了祸害，其实阉党往往是帝王的羽翼，这中间的事情，既复杂，又难说。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有所谓五种层次的需求。
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应该都已经不必为生存乃至享受忧愁的阶段
儒家讲究家国天下，对于士绅来说，宗族的利益本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存在，不在忠君报国的价值观之下。而明末的时代，各种小家汲取了太多大国的营养，本身成了最大的问题。阉党本身的残忍和不择手段下，又同时蕴藏了一定的正义性。
所以复杂世界的复杂问题，往往有两面性。阉党和东林党都会说自己是忠君报国的，因为这个观念是当时最大的正义。做坏人最高的境界，就是自己不但不觉得自己不是坏人，反而是圣人，比如元首，或者大时代里的丁蟹。这中间的挂念辩证，其实很有趣。3K党，纳粹，甚至各种邪教，都会说自己是正义的，几乎没有自己说自己是邪恶的存在。
明代可以说亡于财政破产，李闯军队里九成以上的人，包括闯王自己，都曾经吃明朝体制的饭，只不过老板让他下岗，他没饭吃只好去抢了而已。崇祯后期连几十万两军饷都发不出，闯王打下北京拷打官员可以要出几千万两，这些钱，不说拿来平乱，早期拿来赈灾，就不会起兵灾。
林心如主演过一个电视剧《大祠堂》，讲的是明末清初一个普通地方家族生存的故事，开始是秀才家族，后来出了个进士，有地有田，满清来了，也很现实的投了新主子，没有起兵之类的情节。都是很现实的乱世求生。很能反应这种时代里的心态。
雍正搞“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就是针对这个情况。
雍正有底气对士绅开炮，是因为他有八旗这样的直系力量做底气。
所以对明朝皇帝来说，阉党就是他的八旗，崇祯灭了魏忠贤和厂卫，其实就是自废武功，从此东林一发不可收拾，富裕的江南和贫穷的陕西交一样的辽饷，直接搞出了李自成和张献忠。崇祯要是能学雍正来个摊丁入亩，就没那么多兵灾了。
清朝康乾盛世，康熙重在武功，乾隆不过继承，真正给满清延命的，其实是雍正这个铁面王。不过读书人口诛笔伐，雍正被写成暴君，梁羽生的小说里也把他写成杨广第二。到了二月河笔下，才给雍正翻了案。
中国历史的更替轮回总是大同小异，无非王朝升平日久，人口激增，豪强兼并，最后乱世一起，人口骤减，又一轮回，从汉末黄巾，三国开始，就是这样。“汉以强亡”，所以王朝中期，都会有有见之士，“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王安石语）。王安石，雍正，张居正，王莽。都有这么个意思。王莽搞“新政”，被逆推，至“九品中正制”而达极限。刘备，曹操，都有过打击豪强的举动。不是他们大公无私，而是不这样不能续命（刘备感动平原豪强刺客，曹操被陈宫献城吕布，都可以侧面看出这点）《马向阳下乡记》里小小的槐树村也有土豪和弱势。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
其实明末大太监，大皇族和东林全是大地主，只不过皇帝的钱至少还能用来救急，东林的钱，就只有自己家用了。流寇杀人，蛮夷屠城，可以说，是个比烂的世界，才让野猪皮得了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