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指出，从1918到1927年，短短9年之间，德语世界出现了6本角度新异、风格极端的著作，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罗森茨维格的《救赎之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六本著作都是“充满先知口吻甚至乌托邦气息的文本”，既有“对失落的往日理想的追忆和缅怀”，更体现出某种“末世启示论的色彩”，总之它们的共性是“鸿篇巨制的规模，先知般的口吻，求助于末世想象的文字，这一切聚合成一种特殊的暴力。”
其实，这些作者并不完全认同对方的观点，举个例子，希特勒就曾经公开批判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本着“危机的本质就是机遇”的观点，希特勒宣布此时正是“西方复兴”的时机，而这一切全都有赖于德国人能否担负起历史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