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农场没亲没故，从内蒙兵团调过来也是求人走后门，费好大劲。零落的知青就像过路的流浪乞丐，停下脚步在农场讨口饭吃。
那年丈夫在农场的电镀厂上班，我在果园卫生室上班，恳求了又恳求，几个月后终于分到一间房子。那是一间孤零零，靠在一条脏兮兮的小河边，大概是盖厂房时看场工人住过的棚子。没有窗户，黑咕隆咚，白天也要开灯。有两张锈迹斑斑的单人铁床，泥地，屋前屋后都是荒草，夜里听得见虫子叫。我们俩欢天喜地地把两张床并在一起，又用砖头搭起一个灶台，这就是我们的家。那时的知青没有什么奢望，只求离家近一点就知足了。
第二天打开门，竟然发现门前一堆荒草丛里有三只小刺猬，刺猬妈妈不知去了哪里。我用盒子把三只小刺猬装起来，儿子高兴得哇哇叫，我却看着儿子直发愁。我要上班去，儿子怎么办？
儿子刚会走，床挺高，估计爬不下来。早上他醒得早，不到八点又睡着了。我给他四周围上被子，放上几个小玩具和零食，锁上门上班去。
在班上，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好在果园就在河对面，离家不远，十点钟时我赶紧跑回家看看。还没进门就听见儿子嘶哑的哭声“妈妈，屁屁、臭臭、、、”
打开门一看，黑乎乎的房间里，儿子坐在泥地上哭着，满脸泪水泥痕。原来儿子醒来要大便，只好自己爬下床，蹲在地上解大便。蹲不住只好坐在地上哭妈妈，搞得一屁股屎尿。
“儿子乖乖，不哭，是妈妈不好。”叫儿子不哭，我自己却哭起来。
这以后我只好送他去电镀厂的幼儿园。
幼儿园只是一间大土坯房，里面有一铺大土炕，二张小木床，一张桌子，两个暖瓶。两个五十多岁、不识一字的妇女就是幼儿园的阿姨，孩子们都叫奶奶。没几个孩子送过来，本地人都有家人照料，只有外地人和家有特殊情况的孩子才送来。
奶奶最爱把孩子们蒙上被子拍拍睡觉，孩子们睡着了，她们自己坐在炕沿上打瞌睡。我的儿子不肯睡就哭。破门有个大洞，儿子扒着破门洞哭着喊着：“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奶奶们不理他，说他不听话。
我不能怪奶奶，怪谁呢？只能说自家孩子淘气。但心里很伤心，很无奈，知青苦难的命运已经延续到第二代，哪年哪月才能熬出头呢？
世态炎凉之服装
其实果园离场部很近，在这以前我几次去恳求，想把孩子送进场部幼儿院。院长是个胖胖的老太太，据说是某个副厂长的老婆，她听我说是果园的知青，就一口回绝。
场部幼儿院是一幢新建的大楼，有很大的院子，有教室、卧室等，和下属幼儿院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后来我调到场部防疫站，这下，可以把孩子送进场部幼儿园，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
那天，我穿着一身洗的发白褪色的兵团服，送孩子轩轩去场部幼儿院。
（农场的幼儿院阿姨，和小学老师大都是农场里的官员家属，文化也就是小学水平。）
在这之前，我的自我感觉一直很好，兵团的教育在我的脑子里根深蒂固，艰苦朴素是美德。
尤其这兵团服装是我们知青自力更生亲手纺织染色，虽然象麻布片一样粗糙，一洗就掉色，但穿着它，与人的本色一样自然。兵团战士个个都穿这样的服装，在连队并不觉得寒酸。
不同的是有人把它改得贴身一些，显出女性人体美的线条。
有个舟山姑娘心灵手巧，而且身材苗条，胸部丰满，她穿上改过的兵团服，身材更显得凹凸有形，走起路来如柳枝般摇曳生姿。她从操场走过，男排的战士们就个个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挤扁了鼻子看，一直看到姑娘没了影子，那些鼻子还痴痴地贴在玻璃窗上。
我求那姑娘帮我改了一套兵团服。这套兵团服就成了我的”礼服”，穿上它顿感自己也苗条起来，过节出门就换上它美一美。
那天我穿着这身褪色泛旧的“礼服”去幼儿院，在一个阿姨用鄙夷的目光上下打量我时，我也上下打量了她。原来她穿着正时兴的，颜色鲜艳的涤纶服装，俨然比我高贵。
这目光刺伤了我。但当年的知青是贫穷的一代，我无能力脱下这身兵团服，去买时髦的新装。
再穿上这身发白的兵团服时就有一种哀伤的感觉。而且发现这褪色发白的兵团服，把本来就缺少血色的脸映衬得更加苍白。我的苦难崇拜，光荣的兵团服，被这位官太太色彩艳丽的涤纶服装轻而易举地击败。
这位阿姨姓杨，我的儿子轩轩就在她的班上，而且她有一个女儿花花和我的轩轩在同一个班。
有一次看露天电影，轩轩看见花花就跑过去和她拉手，我也笑着迎上去打招呼，谁知杨阿姨却别转脸，不屑理我，拉着孩子走开去。
可想而知，知青的孩子在这个场部幼儿园与他母亲一样，是无亲无故的外地人，是受歧视的。只不过孩子小，感觉不到。但母亲的心里却很受伤。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