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季鸾，如今了解他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了。但是，略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中国报刊史上，他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有关张季鸾的三件事。
一是他曾经为孙中山先生草拟了临时大总统的就职文告。当时，他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当编辑，后来经于右任推荐，又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此外，他还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之际，向《民立报》发出新闻专电。据说，他是我国第一个借助电报发稿的新闻记者。
二是他写过一篇《蒋介石之人生观》的文章，指责蒋某人身为北伐军总司令，在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时候，却散布什么“非有美满婚姻，就不能使革命进步”的奇谈怪论，并说蒋不学无术。为了解事情的起因，我翻了一下王俯民写的《蒋介石传》。该书说，1927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鞋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余平生研究人生哲学和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定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进步。”这篇文章显然是因此而写的。另外，据周雨先生的《大公报史》说，尽管如此，后来蒋介石还是给张季鸾以“国士”的礼遇，把他看成唯一的诤友。
三是抗日战争时期，张季鸾因为“中条山战役”与周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认为在这次战役中，十八集团军虽然近在咫尺，却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但是周却强调，当时该集团军在中条山地区没有一兵一卒。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不久，张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周在唁电中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可见周对他的景仰与推崇之情，非同一般。
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张季鸾驰骋报坛30年，对于办报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说，报纸既不是政治的阶梯，也不是营利的机构，而是一块文人论政的园地。
他还说，报人之天职，曰忠，曰勇。忠即忠于主张，勇即勇于发表。此外，他认为办报的秘诀有两条:一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二是“不望成功，准备失败”。当然，对于那种为逞一时之快而不顾后果的鲁莽作法，他也是不赞成的。
张的一生虽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我以为最让人钦佩的还是他那公而忘私的品质。他曾在一篇《无我与无私》的文章中说，所谓无我，就是要认识到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所以报人在写稿时要力求客观公正，不要被个人的名利和感情所支配。至于无私，他认为:“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束身自爱的报人都能避免的。其比较不容易泯绝者是私于所亲，私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这种从洁身自好到力避私见的观点，与《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他经常说，作为一个报人，不仅不应该求权、求名，也不应该求财。抗战初期，年届五旬的张季鸾老来得子，各方面人士为表示祝贺，送来许多金银首饰。他认为在前方流血牺牲、后方家破人亡的战争年代，“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于是他不顾妻子想选一点留作纪念的愿望，把它们全部捐献出去。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他临终的时候，身边仅有十块钱的“积蓄”。
总之，倘若要用一两句话概括张之一生的话，我以为《大公报》同人的这副挽联也许是最恰如其分的佳构:“千载事功，曰诚曰敬;一生心血，为国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