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们与熊毅老师一同探究吴起离开魏国的缘由。通常而言，新旧权力平稳交接后，理当将职位让予有能力之人。田文完成使命后，吴起本应顺理成章地接任，成为魏国的相国。然而，田文之后的相国并非吴起，而是公叔。
公叔出任相国后，最为紧迫之事便是除去吴起。这并不难理解，吴起能力超凡、功绩斐然且雄心勃勃，迟早会对其地位构成威胁。这种情形正是管理学上的经典难题——“一山不容二虎”，吴起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发展呢？
久之，魏相公叔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子先言于君曰：‘吴起，贤人也，而君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君盍试延以女？起无留心，则必辞矣。’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起见公主之贱子也，必辞，则子之计中矣。”
从现有资料来评判公叔和吴起的能力，公叔着实没有突出之处，而吴起堪称当时的一流人才。一旦失去吴起，魏国的实力必将受到重创。那么，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威，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公叔如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个人权位。
与吴起公然决裂显然并非明智之举，因此公叔要做的是巧妙离间吴起与魏武侯的关系，让吴起主动离开魏国。这个目标看似难以实现，但公叔身边有个心思缜密的仆人，为主人想出了一条妙计。
人类的一切阴谋诡计，基本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针对特定的局面，二是针对特定的性格，三是利用特定的资源。
当下的特定局面又可细分为三点：其一，人才流动性极大，不仅外国人才会来魏国效力，魏国的人才也很容易跳槽到其他国家；其二，吴起虽是魏文侯麾下的得力能臣，但魏文侯从一开始就对他心存疑虑。如今政权更迭，吴起与魏武侯之间更缺乏信任基础；其三，当初吴起与田文比功劳一事想必难以保密，所以吴起对自身待遇颇为不满，魏武侯对此不会毫无察觉。
再看吴起的性格，公叔的仆人曾用一句话概括：“吴起廉洁而自喜名也。”大致意思是，吴起廉洁自律，重视声誉。这两点看似优点，却也能转化为劣势，如何转化呢？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利用特定资源了。
这个资源便是公叔的妻子，她是魏国公主。既然公叔能娶魏国公主，吴起为何不可？不仅可行，而且似乎很有必要。于是，公叔向魏武侯进言：“吴起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魏国疆域有限，臣担忧他不会全心全意效力于魏国。主君不妨提议与吴起结亲，将公主许配给他，以此试探他的心意。倘若他心思不在魏国，不想留下，必定会推辞这门婚事。”
接下来，还需设下一个圈套。公叔与妻子商议妥当，要在吴起面前演一场戏，让妻子当着吴起的面狠狠羞辱自己。
原文记载
“公叔从之，吴起果辞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惧诛，遂奔楚”。
吴起眼见公主骄横无礼，竟能在众人面前肆意羞辱自己的丈夫，心中不禁思索，这般婚姻生活简直如置身炼狱。公叔能够忍受，可他吴起决然无法接受。因此，当吴起听闻魏武侯有意提亲，欲将公主许配于他时，心中顿生怯意，果断婉拒。
如此一来，魏武侯便认定吴起心意摇摆，有另谋高就之意，对他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吴起敏锐察觉到魏武侯态度的转变，深恐继续留在魏国将遭遇不测，于是毅然决然离开，转投楚国。《资治通鉴》中未曾记载的是，吴起离别西河郡之际，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道：“这片土地不久之后必将落入秦国之手。”后来的发展果如其言。西河郡乃吴起建功立业之地，他又怎会轻易割舍？
从管理学的视角审视，在这一事件中，最为失策之人并非吴起，而是魏武侯。即便魏武侯中了公叔的奸计，对吴起的忠诚度产生了怀疑，在联姻未能成功之后，也理应另寻良策挽留吴起。办法并非不存在，既然吴起渴望功成名就，那就赋予他足够的尊荣。
后世君主深明此理，因此在实际权力职位之外，还会设立荣誉头衔。实际上，魏文侯礼遇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便等同于授予了他们荣誉头衔。他们虽在政府中并无具体职位，也不掌握实权，但作为魏文侯的师长和友人，无人敢对他们轻视。吴起作为前朝老臣，魏武侯完全可以尊他为师长，给予其崇高的礼遇。如此一来，既能安抚吴起，又能避免他与田文、公叔争夺实际权力，何乐而不为呢？毕竟吴起所追求的不过是满足自身的虚荣心罢了。 如此操作，就算魏武侯始终对吴起心存猜忌，怀疑其忠诚度，起码也能将吴起这样的顶级人才牢牢留在魏国，使其不被他国所用。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不能重用吴起，那干脆将其诛杀，一了百了。就如同后来商鞅在魏国时，魏国国相在国君面前举荐他，并郑重提醒：若不能重用，务必要将其诛杀，以免这样的人才为他国所用。
然而，吴起与商鞅有着本质的区别。当时的商鞅既无名声，也无显赫功绩，将其诛杀并不会引起他人过多关注。但此时的吴起已然声名远播，一旦将其杀害，又怎会有其他人才前来投奔魏国呢？
不过，在苛责魏武侯之前，我们应当明白，人类知识、经验与智慧的每一次积累，往往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魏武侯所掌握的政治经验中，联姻几乎是笼络外姓人的唯一手段。整个周朝皆是如此，同姓之人皆被视为一家人，无需见外；但对于异性功臣和有实力者，首先想到的便是联姻。无论是一个王朝，还是一个诸侯国，本质上都如同家族企业，只有成为一家人，才能齐心协力。
如今的管理学实际上延续了这一思路，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通过股份制使两家人成为一家人。企业所有者甘愿出让部分股权，以此换取外部人员全心全意的投入。而在古代社会，这种全心全意的表现，自然就是效忠。
吴起的困境揭示了一个道理：作为外臣，与内臣结交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之道。这种行为模式在秦汉以后的政治生态中屡见不鲜。那么，何为外臣？何为内臣？这就不得不提及曹魏年间的一部经典著作——桓范的《世要论》。
想必三国历史爱好者对桓范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曹丕篡位后，皇位传至魏明帝，明帝安排司马懿与曹爽作为托孤重臣，辅佐年幼的皇帝曹芳。桓范便是曹爽一派的核心人物。后来司马懿铲除曹爽，桓范也受牵连被灭门。
《世要论》，其书名直译意为“论世界上最为重要之事”，意译则可称作“政治学纲要”。这部著作将臣子划分为大臣、小臣、内臣、外臣等类别，每种类型都有特定的行为规范。内臣指的是侍奉于皇帝身边的中央官员，而外臣则是地方官员，尤其是那些镇守边疆、统兵作战的武官。桓范认为，外臣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被皇帝身边的人挑拨离间。不过，对于外臣该如何防范这一风险，桓范并未提及。这也在情理之中，一旦明确阐述，权谋意味便过于浓重，恐遭正人君子唾弃，倒不如留下悬念，让读者自行领会。
实际上，其中的方法并不难理解。随着历史经验的不断积累，外臣官员越发懂得自我保全的方法。经典的做法是借助自身地处偏远、远离皇帝的优势，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然后用这些钱财贿赂朝中高官及皇帝身边的近臣。即便不指望他们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美言，至少也要做好人情，使他们不会故意为难自己。
吴起身为外臣，倘若他有足够的历史经验，理应明白仅靠卓越的功绩难以确保自身安稳，还需打通朝中的人脉关系。如今的大型企业同样会面临类似问题，分区经理即便取得极为出色的业绩，然而总裁看到的仅仅是冰冷的数据，无法亲眼目睹具体人员在高压环境下的拼搏奋斗。因此，即便这些数据足以让总裁满意，却也很难让他在情感上产生认同感，稍有风吹草动，便极易引发猜忌。历经亿万年的进化，我们已然成为难以改变的情感动物，即便有意识地强化理性思维，也难以抗衡那强大且不自觉的情感力量。就这样，吴起离开了，前往楚国开启另一段充满挑战的征程。
吴起离开魏国，无疑是战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其背后隐藏着个人理想与政治现实激烈碰撞的无奈与悲剧。当时，吴起凭借卓越的军事谋略与果敢的改革魄力，在魏国屡立奇功，西河郡更是见证他铸就辉煌的地方。他满心期望能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施展抱负，倾尽毕生才学，以实现富国强兵、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
然而，现实的政治局势变幻莫测。魏武侯即位后，吴起未得到应有的信任与重用，君臣之间逐渐产生微妙的隔阂，这为公叔的阴谋算计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叔忌惮吴起的杰出才能会对自身权位构成威胁，精心策划了一场离间之计。他利用吴起“廉洁而好名”的性格特点，借助魏武侯欲以公主联姻试探的心思，先让自己的妻子在吴起面前羞辱自己，致使吴起推辞婚事，进而引发魏武侯的猜忌。在这一连串的算计之下，吴起深感自身处境岌岌可危，往昔的壮志豪情被现实的阴霾所笼罩。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吴起的遭遇深刻反映出诸多问题。一方面，它凸显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在封建王朝的朝堂之上，位高权重者为保自身荣华富贵，不惜采用卑劣手段排挤贤能之士，致使朝堂乌烟瘴气，国家发展受到阻碍。魏国因吴起的离去，军事、政治革新力量遭受重创，为日后的衰落埋下隐患。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君主用人之道的关键所在。魏武侯未能明辨忠奸，稳固君臣信任，轻易被小人挑拨，让吴起这样的济世之才寒心离去，错失强国良机。
吴起无奈前往楚国，虽开启了新的征程，却也为魏国的这段历史画上了充满遗憾的句号。但他的故事并未就此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是化作一面镜子，供后世之人在研读历史时，深刻反思权力、信任与用人等诸多学问，时刻警醒为政者莫重蹈覆辙，让贤才能够在合适的舞台上绽放光彩，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