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篇》第六章，子路问津，隐者不睬，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孔子的怀才不遇、惆怅无奈与铿锵坚定被刻画的入木三分，这是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精神的生动体现。孔子与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不会离群索居，不会离开所处的社会谈修养，即红尘就是修行。儒家的可贵也正在于此——入世、有为，注重当下。

人离开社会的修行，与鸟兽无异，其价值与意义的建立以什么为基点呢？“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人是社会之人，否则怎么可能有三年之长的婴儿期，人一生下来就是与父母相处的，生在家庭，长在社会，所以人不与人群打交道，难道是与鸟兽相处吗？与鸟兽相处，又怎么进行深入沟通呢？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因为人有身、心、灵，最高一层是灵的沟通。心智的互动包括思想和情感，还有意念与意志，这种沟通会让人有互相间的被了解感，分享快乐、分担忧愁。而动物因不具有自我意识和反省意识，无法进行思想的交流与互动。因此人不能离开社会，其所有的成就必须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

孔子思想有三个最高境界，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仁”，治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乐”，做事的最高境界就是“权”，即“圣之时也”。孔子倡导的儒家是以恢复周礼为最高追求的，周礼的核心其实就是礼与乐，礼定秩序，乐和阶层。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中庸至德、生生和谐。汉代以后，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集团的需要，对儒家的主张进行了阉割，让其丧失了本来的面目、模糊了本真的构成。给人误解最深的就是中庸了，对它理解一知半解的人往往认为，中庸就是让人做无原则的老好人、和稀泥。其实，“中”就是中正，不走极端，“庸”就是经常，切实可行。中庸就是常人之道，适中之道，实用之道。还有很多，像“言必信、行必果”，“明哲保身”等词语的内在含义则在流传的时间长河中发生了变异。

《论语》倡导的以人为本、慎刑倡德、礼乐教化、家庭伦礼等都是非常正面的，对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和素质养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也不可否认它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要有：一是过度强调道德的作用。把道德神圣化，以道德约束人的思想，以自律检视人的行为，这样容易让人的内心确信与外在的严苛标准产生普遍的落差，从而造就大量的“小人”，最后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虚假化和行为无底线。二是过度强调人的社会性，而未注意尊重个体差异性。过多地强调集体观念与作为某一社会角色而应履行的职责，所有的规范都是义务，严重束缚人的自由与灵性，久而久之造成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丧失持续良性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演进能量。三是法治意识的缺位。当然这是由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大环境造成的，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孔子也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情境而提出如今的法治观念。

过分强调德治的后果就是导致社会发展超长时期陷入“人治”的治乱循环周期中“打圈”，而无法靠自身力量打破。慢慢落后于人类社会发展大潮，最终必然会遭受外部列强给予的凌辱而坠入深渊，国人的自信也大受挫折。时人在反思国家、民族遭遇困厄的原因时，将孔子和儒学作为了发泄愤怒的对象而大加挞伐。我们民族通过一个世纪的试错和几代先贤、英雄的艰苦卓绝的奋争，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凤凰涅槃般的淬炼，最后在一代伟人的带领下终于获得了新生。天佑中华，幸甚至哉！

还有很多的话题，留待以后再补充完善。

我所谈论的内容都是建立在我自己的片面理解基础上的，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参考书目：

1、傅佩荣《细说论语》；2、孙钦善《论语本解》；3、纪琴译注《论语》；4、李里《论语讲义》；5、李零《丧家狗》；6、南怀瑾《论语别裁》7、杨朝明主编《论语诠解》；8、宿正伯《道不尽的论语》；9、幺峻洲《论语说解》；10、钱穆《论语新解》；11、杨伯峻《论语译注》；12、李泽厚《论语今读》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因是繁体竖版印刷，购买后未能认真研读，仅供遇到疑难时查阅参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