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关于母亲的文字全来自于长辈们的回忆。含着泪记下此文纪念我的母亲，感谢我的父亲养我长大。母亲:1945年8月12~1976年11月24。
七十年代初，苏北的农村还是大集体制式的生活，全国还是公社和生产队的模式，所有的田地庄稼，牛羊等一切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社员们一起出工，一起收工，按劳动力类型，性别计下工分，年终统一结算。
1973年初夏的一天清晨，天才朦朦亮，生产队早工的喇叭声就响了，母亲像住常一样，她习惯早早起来不吃早饭就随其他社员一起到稻田除杂草。也许天气渐渐燥热，也许是她那天衣服穿多了，劳动不一会，她脸上额头便渗满汗水，她随手在稻叶上摸了一把露水擦了下脸继续干活，这种动作对于那时候的庄稼人是再正常不过了，谁也不会在意。可偏偏就是这次，一次不经意的露水擦脸，最终夺走了我母亲年轻的生命，让我姐弟三人从此没了母亲的疼爱，让我父亲从此没了伴侣，孤独一生。
二小时的早工出完，天才大亮，母亲回到家中如往常一样忙着家务，照顾我们三个幼年的孩子。母亲是个裁缝，心灵手巧，待人和气，所以村里村外的人都喜欢找她做衣服，整天没有闲的时候。
我的父亲是个木匠，虽年纪轻轻，但已是附近十里八村人人皆知的大师傅了。他从小就非常聪明，初中考上了我们市最好的中学(当时叫县，现在盐城中学仍是NO1，全省靠前)，可他兄弟姐妹七人，大伯刚从师范毕业才结婚成家，其他的兄弟姐妹大都未成人独立，为了生计，爷爷不得不考虑要养活一家老小的现实，便从兄弟四人中选择了我父亲来传承家族手艺，就这样成绩优异的父亲初三没读完便跟随爷爷学起了木匠，从爷爷手中接过已传了三代的手艺，出师没几年，名声便盖过了爷爷，自己带了徒弟当上了师傅。
母亲与父亲同岁，都属鸡，娘家在隔壁村子，离我家约有十几里地。她是家中老大，很小就成了我外公外婆的生活帮手，个性好强，做事麻利，但为人温和。经人做媒认识了我父亲，结成一家，成家后不久便分家独过。外有父亲，内有母亲，领着我们姐弟三人，日子虽不富有，但在他们勤劳的双手下也过得顺顺当当，平安快乐，只要不出现那场意外，幸福的日子会一直延续至今。
时间一天天过去，日子也平平安安。母亲每天操持家务，父亲外出做木工活，我们打打闹闹。直到半个多月后，母亲脸上开始发红，略有点肿，不几天起了些小疙瘩。母亲并未重视，涂了点膏药便丢在一边继续劳作，不曾想没过多久，脸肿得厉害了，疙瘩也多了不少，这才让父亲担心起来，去公社医院看了下，医生没诊断出来，当成一般皮肤过敏，开了些药让母亲带回家。多少年以后，听父亲和大伯谈起母亲的病，都说是那次公社医院误诊拖延了时机造成的，母亲的病放在现在根本不算什么。可那是七十年代初，鉴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医疗水平，一切皆会成为可能。
就这样，母亲的病因一次误诊，错过了最佳时机，二个月后，严重了，父亲不得不停下手中的伙计，带着母亲去大城市求医，从此走上了二年多的艰难历程。
那一年，父母刚满二十八岁，我哥哥六岁，姐姐四岁，我不到二周岁。
父亲先带着母亲到了县城，县医院诊断出来，是病毒性皮肤感染，因拖了一段时间，情况有点严重，需要住院治疗。父亲便在县医院附近租了很小房子，照顾母亲，一晃半年，药没少吃，可病情没见好转。母亲放心不下家中的三个孩子，心疼没日没夜照顾自己的我的父亲，坚决要出院回家，父亲拗不过母亲，只好先暂时出院，回家休养。
才离家半年，父母变得让我们都不敢相认。母亲"胖"了好多，因生病吃的药(治皮肤病大都是激素药)而身体变形得厉害，脸庞虽然浮肿得很厉害，但脸色不是太差，母亲自从小起就留的二条长辫子不见了，头发也稀少了许多。父亲原来壮实的身体现在清瘦了好多，满脸憔悴，但依然面带笑容地把母亲领到我们的面前。长大后听奶奶说，那次母亲一回到家，便紧紧搂着我，满脸泪水，她说最不放心我这个才二岁的小儿子，每次想到这个画面，我的心里都象被什么东西揪住一样难受。
后面的二个月，家中的日子平静温暖，父母在身边的幸福在孩子们的脸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可谁都不知道，万恶的病毒在母亲体内正肆意地疯长，侵蚀着母亲原本健康的身体。父母又不得不再次踏上求医的路程。
这一次是去了上海，苏州好多陌生的地方。
这一去便是一年多的时间，去的时候母亲能说能笑能走能动，可回来时母亲俯在父亲的背上，已病重垂危。去的时候父亲满眼希望，回来时父亲满眼愧疚，觉得对不起母亲和他的孩子们。可是亲爱的父亲你可知道，长大后我陆续听长辈讲起这段往事，也渐渐明白，你已尽力，你无愧于丈夫与父亲这二个称号。
七十年代的交通还十分落后，没有动车没有高速公路，从苏北到上海要经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颠簸，身体正常的人都吃不消，何况病重的母亲。所以只能坐轮船，因没有直达，一路换了三次船经过五天的漂泊才到了上海。到的那天正下着大雨，上海没有亲戚，住在哪？医院在哪？父亲一无所依。我能想象出当时头一次来到大城市举目无亲的父亲望着满天大雨时无助的眼神，可这仅仅是我的想象，父亲远比我坚强很多，再多的困难，父亲在生病的母亲面前从不表现出为难之色，总是带着笑容鼓励着母亲应看到希望，三个孩子还在等你回家，因为他知道他是母亲唯一可支撑的力量，母亲需要他。
上海是到了，可后面怎么办？大雨在陌生的大城市上空倾盆而下，浇湿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也一点点浇湿这个铁打的苏北汉子带妻子看病的希望。
上海没有亲戚，父亲口袋里唯一的纸条上写的是一个村里乡邻的亲戚家的地址和一封信。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听不懂的话语，迷一般的街道，没有电话，没有地图，我至今还无法想象父亲那天是怎么找到那个地址的。
后来大学放假回家，有次谈起，父亲告诉我，他用被单兜起一百四五十斤重的母亲(吃药又不能动，病人易虚胖)，背在背上，用一塑料纸给母亲挡着雨，自己一手提着装着锅碗的网袋，一手拎着换身的衣服包，在雨中走了四个多小时，在深夜一点多敲开那个乡邻亲戚家的大门的时候，他除了后背，其他地方像从水中刚爬出来一样滴滴溚溚直向下淋水，而母亲就胳膊和脚是潮的。在那家主人惊诧地接过信明白怎么一回事后，好心的主人收留了父母住了下来，第二天帮忙联系医院并帮办好住院手续，母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治疗。那些日子里，母亲住在病房里，父亲住在医院附近一个平房小区两间房子间棚子里，那是父亲求央了人家半天并用一罐给妈妈补营养的麦乳精才换来的一个原本放杂物的地方，父亲在那个棚子里一住就是近一年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大伯突然找到医院，说治母亲这个病，苏州有个医院最好，因为一个苏州的下放知青正好是大伯同事，他姐姐正好是那个医院的医生，说可以帮忙。于是大伯和父亲又想法设法将母亲转院到了苏州，可一切已为时已晚，医生说病毒已全面扩散，可父亲不愿相信也不愿放弃，央求那个知青的姐姐找最好的医生，这样又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坚强的父亲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和母亲讲，我们回家吧，再和孩子们待一段时间。母亲此时已很平静，估计早想回家，早想回去再看看她的孩子了。
1976年阴历11月24日，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三十一岁的母亲带着满腹的遗恨，不舍，担心，牵挂离开了我们。听父亲回忆说，母亲临终前已不能讲话，紧拉着我们的手不放，满眼含着泪望着父亲，直到去世时也没闭上双眼。是呀，她才三十一岁，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怎么会甘心离开这个世界？她又怎么能安心离开这个家？
母亲走后，父亲一直单着，并不是没人愿嫁，以他的手艺和人品，媒人一波一波地登门牵线，父亲总以孩子小，怕后娘不疼为由一律拒绝，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时光毫无保留地撒在了我们三个孩子成长的路上，滋养着我们长大，他用一生诠释着对母亲最后那一眼目光的理解和无言的承诺。
时光飞逝，一晃母亲离开我们已四十年了。而对我，母亲从未曾离开我，从眼里到心里，从生活到梦中，永远都在，至少今生是这样。
愿母亲在天堂不再受病魔伤害，一切安好。
愿母亲保佑父亲健康长寿，他为了孩子，为了你独居一生，一心为家，操劳了一辈子。
关于母亲的病因，奶奶说，可能那个露水的稻叶被毒蛇或是其他毒虫碰过，使得露水沾了毒，母亲擦脸便渗进了皮肤，引发中毒。是否真是如此已无法考证，我也无心再细问，如果有上帝，我只想让他帮我找回那个年轻的梳着两个长辫子的聪明、善良、勤劳的裁缝，那是我慈爱的母亲，让她和父亲好好相伴走过这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