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别传》系列是我一边看书，一边搜集资料，按照自己的思路重新编排写的。开始还是饶有兴致，现在发现内容太庞大了，耗费时间精力不说，甚至不知道该从何写起。不同的线索，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理念和看法，都会写出不同的内容。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基本是按照历史时间的先后顺序写的，写传记当然也必须这样写，但林大师不仅从国学考证的角度去写，也掺杂了西方人的视野。更为难得的是，林语堂需要用英语去翻译中国的古文，既要让洋人看懂，又不完全迎合洋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国学大师的大气和底气。
我却不然，并非不屑一顾，却因肚子里没墨水。自从写了这别传的一二三四，我便开始大肆搜寻有关苏东坡的文集、传记，我虽然想将看到的写成小故事与大家分享，但总不能胡乱编吧？凡事皆有出处，即使别人写的，我也要去考证一番，到底是不是这样？特别是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随便上网一搜，资料一大把。可惜错别字也一大堆，况且内容几乎出奇的一致，也不知是真是假。所以我才有那番感慨：原来写传记不容易！
是故，这几天下来，身心甚是疲乏，虽然阅读了大量的信息，苏东坡的平生更让我概叹不已，但若想写成有理有据的文字，所需的资料太多了，需要考证的也太多了，以至于在此我不得不声明，之前所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修订。好在只是别传，私以为相当于外传，不必过于要求严谨，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故事看就得了。
说到考证、援引出处，古人非常认真，也特别严谨。苏东坡就有一篇文章，是他应试得中进士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此文第二段，“《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三之。’尧曰：‘宥三之。’”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赏罚之道在于，当欲赏时，若有疑问，宁愿赏之；当欲罚时，若有疑问，宁愿去之。可见疑罪从无的理念自古既有，呵呵，可我们现今的法治呢？苏东坡引用了《传》之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论证，又引用尧与皋陶的对话。皋陶是尧帝的执法官，在准备处决一罪犯时，皋陶连说三次“杀之”，而尧却连说三次“宥之”，“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这个故事，说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看到尧与皋陶的典故时，一下子蒙了，就去问同是考试官的梅尧臣：“此出何书？”梅曰：“何须出处。”欧阳修以为自己年老眼花，不如年轻之辈博学强记，遂对梅尧臣说：“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后来得见苏东坡，欧阳修便追问此事，苏东坡却哈哈大笑，说是他杜撰的。欧阳公不仅没有责骂苏东坡，反而对其豪迈之气倍加赞赏，甚至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正是因为欧阳修此言一出，苏东坡便一夜名动京城。
关于这个典故，后来也被历史上广传为佳话。清代诗人沈德潜曾评论此文为“以虚为实”，很多文人学士也援引此“佳话”。后来清朝学着李扶九在其《古文笔法百篇》中感叹地说，“噫！用杜撰亦使人惊如此，其才何如哉。后遂传为笑谈，则又杜撰中之公案也。名人之语，无不乐传如此。”而实际上，苏东坡的这一杜撰是有真实出处的，出自《小戴礼记》中的《文王世子》，记载周公与有司之间的一段对话，却被苏东坡张冠李戴到尧与皋陶身上而已。
呜呼！若此为佳话，非苏东坡杜撰之功也，实乃欧阳公之不拘小节也；非以实为虚之杜撰使人惊也，实则瑕不掩瑜也。但也正是这桩文学史上的公案，让苏东坡开启了他光辉璀璨而跌宕起伏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