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面对无聊、寂寞的晚年生活，张桂英回想起牵着孙子穿过菜市场的那个遥远下午，那时的她像明星一样被人群簇拥，所有人都对她感恩戴德，菜贩子也争相给她送菜。

张桂英今年88岁，年少从军，复员后当了医生，她仁心仁术，受镇里人们的爱戴。她也被人们批斗过，顶着贪污犯的帽子直到退休。

从她的支离破碎的记忆和家人的片段讲述中，我隐约看到了她的一生。

年少从军

1949年，张桂英十五、六岁，老家县城还没有解放，她和几个同学一起跟随学校地下党参加了解放军，担任宣传队员，后在野战医院担任助理护士3年，唯一的参战记忆是随部队开往昆明途中，昆明和平解放了。除此之外，张桂英再没有其他讲述，门头上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是她军旅生涯的唯一纪念。

小镇医生

1953年张桂英复员后，当了小镇卫生院的医生。据说，她遇到实在穷困的病人，就想办法减免费用，减无可减便自己掏钱买下一样病人的随身物品，让病人可以支付基本医药费。

在她的讲述里，曾经接诊过一个付不够诊费的女病人，张桂英买下了她的旧皮箱。

电视剧《心术》里说，做一个医生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治病救人，就像一个技师一样，为患者解除病痛，最多加点微笑；第二重是人文关怀，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第三重是进入病人的灵魂，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人不是光为了活着而活着，人活着得有最起码得底线，有尊严、希望、快乐。

张桂英也许没有精湛的医术，但在第二重到第三重之间，早已远胜很多人。

在家人的记忆里，张桂英家里有一个医药箱，方便她在工作时间以外随时出诊，镇上的人们也习惯了，上班时间去卫生院找她看病，下班时间就去家里找。有时候大半夜全家人睡得正香，一阵敲门声、几句询问，张桂英就背着医药箱出门了。

时间长了，张桂英变成了小镇里无人不识的张医生，有口皆碑。

在她的晚年生活里，时常提起那个在老家菜市被簇拥的下午，那天她牵着我，回到离开多年的小镇，我们去逛菜市，每走几步就有人围过来问候、送菜，记忆中我一直催促她快走，却不懂那个时候的她，逗留一刻就多一刻的光荣。

挨批斗

1970年，为了过审所以不方便提名字的某个运动来了，张医生因为兼任着卫生院出纳员，被打成了贪污犯。这个时候张医生已经结婚生子，她白天照常给人看病，傍晚了自行走去镇里小广场，挂上贪污犯的牌子，接受众人批斗。

张医生回忆到，骂她骂得最凶的人里，有她白天的病人，这些人第二天依旧找她看病、打针，然后道谢，到了傍晚，又声称她是最坏的人，循环往复。一想到那些扭曲的年月真实存在，不禁让人后怕和警醒。

我问她为什么还给那些人看病，她说，“我看我的病，害我的人会有他自己的报应。”

运动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抄家成了常态，一群“工作组”、“造反派”、“红卫兵”、“红小兵”的骨干成员呼喊着口号冲进张医生家里，翻箱倒柜搜索赃款赃物，最后带走了一个旧皮箱，他们觉得那个年代里普通家庭不会买皮箱，这就是贪污的罪证。

第二天，皮箱作为张医生的罪证，成了批斗会末尾的彩蛋。皮箱被围在人群中间遭受了严厉批斗，后来又惨遭围殴，最后被浇上汽油火化飞天。

这个场景万分荒谬，以至于我不敢确定它是否在人类社会真实发生过。

在成为贪污犯的日子里，张医生每个月的一部分工资被扣除偿还赃款，前后扣了三四年，累计800多块，退休前张医生得到平反后才全额退还，她用这笔钱打了枚金戒指留作纪念，为这件事画上句号。

意外重伤

1979年秋天，张医生外出偶遇暴雨，路滑导致自行车失控，冲下坡底翻进了沟里。

张医生肋骨断了六根，颅骨骨折，失血过多，镇里卫生院做了基本急救，随后立即请求县城上级医院派出救护车接张医生入院进行手术，最后命是保住了，但听力永久受损。

伤愈以后，张医生被调到县城的妇幼保健站工作，直到退休。

据说，张医生的救护车驶出小镇的时候，从卫生院到小镇北门，一路上千人送行。

我想，这可能是小镇医生的最高荣耀了。

晚年

时间是太过强大的神，谁都逃不过衰老。

张医生今年88岁了，同龄朋友、战友都已悉数故去。

她每天都会站在楼层中间，背影佝偻落寞，呆滞地望着远方，在旁人眼里，远方一定有她优秀的儿孙。

因为她几乎失去了所有听力，我已经好久没有喊她“奶奶”了。我买了手写板，把要说的话写出来给她看，后来她大概觉得这种沟通方式有损自尊，最后也不怎么用了。

有时我上楼正好碰上她在发呆，就轻轻扶一下她的肩膀，她回头看我一眼，然后牵着我的手走回屋里，这是我和张医生近几年来的最常见交流方式，没有语言。

人到耄耋，都曾做对了很多事情，也做错了很多事情，有人变得糊涂，有人变得偏执，但只要曾经认真地养育了儿女、在社会动荡中没有失去善意、正直地度过了一生的人，都应该拥有受人尊敬的晚年。

毕竟中国近百年是山河动荡、历史变迁的百年，在这些变化里，每位高龄老人都是一个英雄，在经历了青春的流逝、人世的悲欢、社会的变革之后，他们依然跳动的脉搏不失为一种生命的终极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