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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生活在乌蒙山区的农村，我的父辈，有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城头，也就是没有出过县。我们所属的镇雄县，面积3696平方公里，这还是分出了彝良、威信两个县后的体量，镇雄大部分地处高寒山区，穷是她很长时间的标记，但她实在是一个大县。
新加坡，国土面积733.1平方公里（2021年），大约是我县的五分之一多点，所以听有人称星岛为“坡县”，我是深有感触的。但她小，并不表示她弱。从我在新加坡享受一次类国民服务的经历可以观察到他们公务团队的素质，因小见大，可以知道其高效廉洁的美誉不是虚言，星岛作为小邦强国就不再是难理解的事情了。
那一年，我所在的宏茂桥被新加坡劳工部随机选为抽查外劳使用情况的地区，我当然也是被访查的人员之一。访查之前，老板应该没有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总之访查人员来了，就安排我们去单独座谈。第二天还要继续，没有听到老板给我们“打招呼”如何应对调查人员的问话，相反，事后老板按调查人员的意见改善了我们休息的权益，并补偿了额外加班的费用。整个调查过程，这些公务员保持着专业的工作素质，其间又不失人情味：他们保证我们的谈话不会让老板知道，只要我们反映的都是事实，一定为我们争取当得的权利。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按照工作流程，仔细填写相关的表格，并不时与访者有所互动。恍惚间，我不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接受他们的访查，而是像他们的国民，接受一样的服务。总之，这种感觉是我活了三十来年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东西。
我们是做食品销售的店，冷柜里有饮料售卖。与我皆是大陆来的同事、东北大姐按照惯例，也是出于对他们在炎炎濡夏来访的礼节，给他们拿饮料喝，但他们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事后，老板的公子（小老板）告诉我们：新加坡的公务员不能在服务期间接受民众的任何财物和吃请，就是饮料也不能。这件事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并常常思想“吃拿卡要”的文化根源是什么？新加坡的华人比例很高，他们是如何做到对“潜规则”免疫的？他们的国父李光耀说，对新加坡而言，基本的挑战依然未变：如果我们无法源源不断地培养高素质人才担任高层要员，那么新加坡这个世界地图上的小红点终将变成一个小黑点。在我看来，他们对基层公务员团队的素质要求也不低哩！我们这里也曾经讨论过“高薪养廉”的可行性，但是有一点，公务员本身对自己的定位不同，会得到不一样的效果，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服务型的公务员因为高薪活得体面，就更加殷勤地服务他们的衣食父母——普通民众，而“老爷”型的公务员高薪了，可能让他们更加远离民众，不屑于给泥腿子们为伍，因为财富增加了他们高人一等的感觉。
新加坡从曾经的第三世界国家跻身第一世界国家之列，靠的不是物色那些愿意在担任公职期间牺牲子女和本人的前途和未来的“超人”，他们的方法很务实，不需要高素质人才为了公共利益放弃太多个人利益，所以他们高官的待遇很高，一般公务员的薪资也很丰厚，他们敢于直面这一点。而不是像某些东亚国家一样，要他们的公务人员靠理想信念支撑，清廉做“公仆”——这就是人性和环境带来的物质欲望与不切实际要求下的低薪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解决当前这种矛盾的方式必然是用权力寻租变现，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理想不能当饭吃。何况他们有没有理想，有没有信仰还得打个问号呢！
毋庸讳言，新加坡属于精英治理的典范，他们拥有持续上升的服务动力一定有其特别的原因，但绝不仅仅是经济刺激。李光耀说：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佳方法就是让最优秀的人做难度最大的工作。可叹的是，现在我们这里又开始了精英考公的风潮，许多优秀的人选择这条道路，他们不是为了做难度最大的工作，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使用完“优秀”这块“敲门砖”后，可以躺在舒适区里享受旱涝保收的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