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 原文复刻
晋侯作三行。左
事固有当责而不可责者。奢者，可责也；多与之财而责其奢，不可也；醉者，可责也；多饮之酒而责其醉，不可也。晋自武公始受一军启封，继以献公之强，衍其一军为二，继以文公之伯，衍其二军为三，犹以为未足，复割为三行之制，外避天子六军之名，而内僭天子之实。议者并以文公为可责也，吾独以为当责而不可责也。
亦尝闻周室军旅之制乎？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军之制，为人万二千五百。损一人则不足，增一人则有余。大国之三军也，地方百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三军也；次国之二军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二军也；小国之一军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一军也。地有限则人有限，人有限则军有限，虽欲僭侈，其军亦窘于无人而不得骋矣。
王者之于诸侯，典祀陵节所当问也，车服乱常所当问也，宫室改度所当问也，乐舞踰数，所当问也。独军旅之制有所不必问焉。非军旅果轻于典祀、车服、宫室、乐舞也，蹙之以地，束之以人，虽使僭之，亦不能僭也。王纲上举，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强不犯弱，则地有常地，人有常人，军有常军，虽欲如晋之僭，岂可得哉？
晋之所以能僭六军者，适当周室失政之时，南吞北噬，东攘西略，以斥大其国，增地必增人，增人必增军，野旷则风劲，川涨则舟高，国大则兵众矣，夫何疑耶？既已容其兼并，而反责其军制之僭，是犹多与之财而责其奢，多饮之酒而责其醉也。
此吾所谓事有当责而不可责者也。为周室计者，当深绝其晋兼并之原，至于军数之多寡，则在周室初无损益焉。周果能治晋兼并之罪，披其地，奋其人，则善矣。不然，则合为一军者，是众也，晋之强自若也；分为六军者，是众也，晋之强自若也。是一军者，未分之六军，而六军者，既分之一军也。吾何为喜其一而怒其六哉？
军数之多寡，不足为损益，则先王之制礼，铢两毫发至严而不可逾者，果非耶？曰：贾人不得衣绮縠者，政也；盗贼不得衣绮縠，非政也。盗贼非剽掠不能具绮縠，晋侯非兼并不能具六军。舍其剽掠而责其服之侈俭，舍其兼并而责其军之多寡，可不可耶？
（仅节选）-2
第二部分 · 现代文译文
晋侯设置了三行。-2
事情有应当责备但却不可以责备的。奢侈的人，可以责备他；但给了很多钱财却责备他奢侈，就不可以了。醉汉，可以责备他；但让人喝了大量酒却责备他醉倒，就不可以了。晋国从武公开始接受一军的封赐而建国，接着献公强盛时，把一军扩编为二军；到文公称霸时，又把二军扩编为三军，仍不满足，又增设为“三行”的编制——对外逃避天子六军的名头，对内却僭越天子的实际军力。议论的人都认为文公可以责备，我却认为应当责备但却不可以责备。-2
你听说过周朝军旅的制度吗？五个人组成一伍，五伍组成一兩，四兩组成一卒，五卒组成一旅，五旅组成一师，五师组成一军。一军的编制，是一万二千五百人。少一个人就不足额，多一个人就超编。大国有三军，地方百里而人口仅够组成三军；次国有二军，地方七十里而人口仅够组成二军；小国有一军，地方五十里而人口仅够组成一军。土地有限，人口就有限；人口有限，军队就有限。即使想奢侈僭越，军队也会受限于人力不足而不能肆意扩张。-2
天子对于诸侯，祭祀越礼应当过问，车服乱制应当过问，宫室违制应当过问，乐舞超标应当过问——唯独军旅制度不必过问。这并不是说军旅之事比祭祀、车服、宫室、乐舞更不重要，而是因为用土地来限制他，用人口来约束他，即使想让他僭越，他也僭越不了。天子纲纪在上振举，诸侯法度在下修明，大国不侵吞小国，强国不侵犯弱国，那么土地有固定的规模，人口有固定的数量，军队有固定的编制，即使想像晋国那样僭越，又怎么可能做到呢？-2
晋国之所以能够僭越六军，正好赶上周室失政的时候，南吞北噬，东侵西掠，以此扩张国土。土地增加人口必然增加，人口增加军队必然增加——原野空旷则风势强劲，河川涨水则船只升高，国家强大则军队众多，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既然已经容忍了它兼并土地，反过来却责备它军制的僭越，这就好比给了很多钱财却责备他奢侈，让人喝了大量酒却责备他醉倒。-2
这就是我所说的“应当责备但却不可以责备”的道理。为周室考虑的人，应当从根本上断绝晋国兼并的根源；至于军队数量的多寡，对周室来说其实并无损益。周室如果真的能惩治晋国兼并的罪行，分割它的土地，削减它的人口，那就好了。否则的话，合并为一军，是那些士兵，晋国的强大依旧；分成六军，也是那些士兵，晋国的强大依旧。一军，就是未分之前的六军；六军，就是分开之后的一军。我为什么要喜欢它的一而恼怒它的六呢？-2
如果说军队数量的多寡不足以为周室带来损益，那么先王制定的礼制，分毫都极其严格而不可逾越，难道不对吗？回答是：商人不准穿绫罗绸缎，这是政令；盗贼不准穿绫罗绸缎，这却不是政令——因为盗贼不靠抢劫就弄不到绫罗绸缎。晋侯不靠兼并就弄不到六军。舍弃他的抢劫行为不追究，却责备他衣服的奢侈或俭朴；舍弃他的兼并行为不追究，却责备他军队数量的多寡——这可以吗？-2
第三部分 · 写法解读
本篇亮出的核心刀法：因果溯源式——专攻“当现象是深层原因的必然结果时，责备现象就是舍本逐末”。
其一，“当责而不可责”的悖论破题。 常人看晋文公作三行，看到的是僭越——该骂。吕祖谦却劈开一个认知裂缝：该骂，但不能骂。为什么？因为骂错了对象。他用两个譬喻开路——“多与之财而责其奢，不可也；多饮之酒而责其醉，不可也。”——问题的根源不在“奢”和“醉”，而在“给了太多钱”和“灌了太多酒”。这一刀刁钻在：不是替晋文公开脱，而是指出责备的方向错了——你该骂的是周室自己为什么让晋国兼并到能设六军的地步，而不是骂晋国设了六军。 评析文章若只盯着末端现象骂，永远触及不到病根。
其二，“地—人—军”的因果链条。 吕祖谦用一组层层递进的因果关系，将晋国僭越的根源彻底摊开：
地有限则人有限，人有限则军有限。
这是理想状态。而现实是：
增地必增人，增人必增军。
晋国能设六军，不是因为它“想”僭越，而是因为它“能”僭越——而它能僭越，是因为周室先失政，让它有机会南吞北噬、东攘西略。军制僭越是果，土地兼并是因。 评析文章若能像这样把现象还原为因果链条，读者便不再满足于道德谴责，而是被迫追问更深层的制度性责任。
其三，“一军即六军，六军即一军”的归谬推演。 全篇最锋利的一刀，在这里：
合为一军者，是众也，晋之强自若也；分为六军者，是众也，晋之强自若也。是一军者，未分之六军，而六军者，既分之一军也。
军队数量变来变去，士兵还是那些士兵，实力还是那个实力。骂它“六军”僭越，它改叫“一军”难道就不僭越了吗？形式变了，实质没变。 这种归谬推演，把“军数多寡”这件事彻底虚无化了——你骂的不过是一个数字，而真正的问题（晋国的实力膨胀）纹丝未动。
其四，“贾人衣绮縠”与“盗贼衣绮縠”的终极类比。 结尾处，吕祖谦用一个精妙的类比收束全篇：
贾人不得衣绮縠者，政也；盗贼不得衣绮縠，非政也。
商人不准穿绫罗绸缎，这是制度约束；盗贼不准穿绫罗绸缎，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盗贼本来就不靠“允许”来获得衣服，他靠的是抢劫。同理，指责晋国军制僭越是“政”（制度约束），但晋国的六军是靠兼并抢来的——你舍其兼并之实，而责其军数之名，等于舍盗贼之抢而责其衣之奢。 评析文章若能找到一个“看似同类实则天壤之别”的类比作为收束，便能让读者在恍然大悟中接受结论。
第四部分 · 写法启示
本篇专攻一个技法：“因果溯源法”——当一个现象是深层结构性原因的必然结果时，不要责备现象本身，而要溯源到让现象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
迁移指南（当你评析的对象涉及“表面违规背后的结构性成因”）：
拒绝末端责备：先问自己——“骂这个现象，能解决问题吗？还是骂错了对象？”
建立因果链条：从现象出发，逐层往上追溯——现象←直接原因←深层原因←制度前提。
归谬推演：如果改变现象的形式（如六军改一军），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如果没解决，说明你骂的根本不是问题。
寻找终极类比：用一个“看似同类实则不同”的类比，让读者在对比中看清本质。
明日预告：第二十一篇《周公阅聘鲁》，吕祖谦将教你第二十一把刀——“名位之辨式”，专攻“当一个人以‘使者’身份出现时，他代表的是自己还是国家？”与今日的“因果溯源”形成对照——今日看“现象背后的结构性根源”，明日看“身份背后的名实之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