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原文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间隔 一作：隔绝)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诗》（原文）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独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余乐，于何荣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是陶渊明晚年作品。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乌托邦社会。
陶渊明为什么要虚构桃源仙境？这要从他的时代和思想说起。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及至晋宋易代，人民逃亡情形更为严重。《宋书·荆州蛮传》说：“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因“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这些史实便是虚构桃源仙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从思想来说，陶渊明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并又追慕阮籍无君无臣、无富无贵的社会理想，接受过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素怀高洁，久慕淳风，眷爱丘山，厌恶官场，曾以羲皇上人自谓，幻想做无怀氏、葛天氏之民。这些思想意识积聚起来便成为其虚构仙境的思想根源。《晋书》本传说陶渊明自以曾祖为晋世宰辅而“耻复屈身后代”，故何文焕说他是以“避宋之怀”写桃源人避秦之事，也可作为剖析其创作动机的参考。
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桃源故事的出现也是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奇异现象。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是一般诗文所难以企及的。“桃花源”已成为我国妇孺皆知的词语。探究其原因，固然与它的艺术成就有密切关系，但也与我们民族的文学理想、审美心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桃花源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表现为和谐的、完美的统一。没有压迫，没有纷争，没有忧伤，处处恬静、和乐，人人敦厚、纯朴。这正是倍感人生苦难，充满忧患意识的古代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也是灾难深重的古代人民要求作家表现和赞美的理想社会。
诗人的一生，与人民有着深厚感情，他没有长生的梦幻，也不想借助于玄谈游仙去求得解脱，而是以现实的态度去对待人生。他离开污浊的官场，长隐田园，过着躬耕自食，贫寒简朴的生活。经常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尽管自己努力耕作，对物质的需求也降低到最低限度，但还是“短褐穿结，耸瓢屡空”，因此，他不能不考虑为什么会这样贫困、怎样才能摆脱贫困的问题。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思索、忍受、总结，终于发现要摆脱贫困，必须改革社会，消灭剥削。于是他从自己的实际生活感受出发，站在广大劳动者的立场上，并根据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提出了这个在当时来说是最进步的理想社会，还喊出了“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消灭剥削的正义口号。
另外，他也受到了历史上一些启迪。清代学者沈德潜《古诗源》云：“此即羲皇之想也。必辨其有无，殊为多事。”又，据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所考，陶公成其大作也来自如《赠羊长史》中所说……西北人民逃避秦暴虐的情形”和《三国志》所记“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个人的才华、理想与社会、历史的陶冶、影响，铸就了《桃花源记并诗》的问世。
《桃花源记并诗》所构造的图景，正是艺术地反映了他逃禄归耕，经过农村生活体验以后所产生的生活理想。尽管不可能有如此的化外世界，但在人民的心中它是应该有的。早在三千年前，《诗经·硕鼠》已在强烈地呼唤着这人间的乐土。应该说，《桃花源记》与《硕鼠》在思想倾向上是一脉相承的，都表现出对剥削的厌恨，对君权的否定，故宋王安石《桃源行》说：“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桃花源记并诗》的思想性历来有两种截然相背的认识：一种认为主题思想是消极的，是倒退的，主张复古、走小国寡民之路；一种认为主题思想是积极的，是中国的乌托邦，是诗人作者的“理想国”，是对人类社会美好的向往和憧憬，是“大同世界”的构思和设想。
在中国，素有“山川以人而胜”的传统，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地不自胜，惟人则鸣”。王勃之于滕王阁，李白之于敬亭山，崔颢之于黄鹤楼，柳宗元之于永州，范伸淹之于岳阳楼，欧阳修之于醉翁亭，苏轼之于黄冈赤壁，莫不如此。但他们写的都是实景，而桃源仙境却是虚构出来的。以一篇诗文虚构一个仙境而令游人神魂颠倒，在中外都是少有的。武陵桃源，原是鲜为人知的荒僻之地，自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以后，始为文人墨客所重，梁陈之际已有诗人涉足山溪，探寻灵秘。至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桃花源忽名声大噪，甚至引起朝廷的关注。天宝七年，诏令“三十户阖免税赋，永充洒扫，守备山林”。此后，游者日众，成为人皆慕趋的风景胜地，吟咏之作也历代废续不绝。
一千多年来，在中国诗人心中，桃源仙境始终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具有永恒的魅力。尽管唐代韩愈说“桃源之说诚荒唐”，子虚乌有，可是古代诗人宁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总是怀着虔诚的心理和美好的愿望去寻求那梦中的温馨。他们“不疑灵境难闻见”，只怪自己“尘心未尽思乡县”（王维《桃源行》），“尘心如垢洗不去”（刘禹锡《桃源行》）。也许，愈是神秘愈能叩动诗人的心扉，所以尽管“仙家一出寻无踪”，“只见桃花不见人”，不得不带着“恨满桃花一溪水”的惆怅离去，也还是魂牵梦随，津津乐道，难以忘情。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乌托邦的社会学说，而是一种理想，一种美的象征。
陶渊明成功地运用了虚景实写的手法，使人感受到桃源仙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显示出高超的叙事写景的艺术才能。但《桃花源记》的艺术成就和魅力绝不仅限于此，陶渊明也不仅仅是企望人们确认其为真实的存在。所以，在虚景实写的同时，又实中有虚，有意留下几处似无非无，似有非有，使人费尽猜想也无从寻求答案的话题。桃源人的叮嘱和故事结尾安排的“不复得路”、“规往未果”等情节，虚虚实实，悄恍迷离，便是这些话题中最堪寻味之笔。它所暗示于世人的是似在人间非在人间，不是人间胜似人间，只可于无意中得之而不可于有意中求之，似乎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有着某种微妙的内在联系。这虚渺灵奥之区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世人是难以揭晓的。它的开而复闭，渔人的得而复失，是陶渊明有意留下的千古之谜，“惹得诗人说到今”。可是，他又在《桃花源诗》中透露了一点消息，说“一朝敞神界”之所以“旋复还幽蔽”，乃是因为“淳薄既异源”！原来桃源民风淳厚，人间世风浇薄，惟恐“使武陵太守至焉，化为争夺之场”（苏轼《和桃花源诗序》），玷污了这块化外的净土，即使像刘子骥那样的人间高尚之士，也得不到一睹仙境的机缘。
这种文诗一体、珠联璧合的作品实不多见，宛如一双美丽的鸳鸯或水灵灵的并蒂莲花引人喜爱。《记》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一篇新颖独到的小说，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这两篇作品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诗人长期的思想探索和艰难生活的经验总结。是诗人的代表之冠，是诗与文的结合体，表现了诗人奇特的想象和美好的理想，是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完美的优秀作品。陶渊明作诗，擅长白描，文体省净，语出自然，如大匠运斤，毫无斧凿之痕。金元好问谓之“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醇”。记文并诗的内容，引人入胜，饶有情趣，令人生问津之想。
陶渊明的这篇诗文巨作，自其问世以来，赢得历史上日益增多的文人墨客的赞赏与好评，但遗憾的是竟无人能把桃花源美轮美奂地落在画作上，犹如《清明上河图》那样面世和永存。有人说它是非写实。但想象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一种智慧。它是打开心灵之窗的一把钥匙。人世间一切的发明、创造，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一切的一切，最初都是由“想象”孕育“分娩”的。没有想象就没有一切，没有今天。当然，不是幻想和空想，是以思想和实际为依托的。陶公的想象力很强，所以才写出了非现实的光辉巨著《桃花源记并诗》。它，犹如夜空中的明星永久闪烁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