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的统一，迫使草原小部落凝聚成庞大的草原帝国，并与中原政权进行斗争。而这斗争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豪族的兴起，与皇权共治天下。
1. 权力的游戏---帝国内的暗流涌动
东汉初期，皇权与豪族力量达到均衡，形成共治天下的共识。然而治世谈道德，乱世数人头，但斗争永不停止。经过和平时期的积淀，不甘于受钳制的皇权寻求破局之路。
权利的斗争，本质上都是在比拼谁能调动更多的资源。在皇权与豪族斗争的过程中，为制约豪族的势力，皇帝找到了豪族之外的“可信力量”：宦官和外戚。宦官和外戚的地位完全依赖于皇帝的恩赐，从忠诚度上远比豪族可靠。然而，虽然宦官和外戚都会忠于皇权，但这本质上是两股力量。皇帝利用宦官和外戚制约豪族，同时又交替扶持宦官与外戚来实现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均衡。由此达到了皇权剧中驾驭，宦官、外戚、豪族相互制约的局面。
人算不如天算，权利的斗争正在愈演愈烈的时候，时代正好赶上了历史上的小冰期，气温下降，粮食减产，一时流民四起，天下大乱，皇权势微。宦官和外戚作为皇权制约豪族的工具，在皇权衰微的前提下也就没有了意义。皇权的主要目标也不再是朝廷上权利的斗争，而是如何借助各种力量镇压起义。然而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力量”已不再乖乖听话，各路枭雄逐鹿中原，三国之后，三家归晋。豪族演化成更有文化的士族，豪族代表司马家族成为新的皇族，依旧与士族共治天下。
三家归晋只是短暂的和平，皇权与士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斗争也就无法停止。司马式皇族为与士族斗争，大肆分封同姓王，以求镇压地方士族。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封同姓王不但没有达到镇压士族的目的，反而内斗到头破血流，这就是八王之乱。病急乱求医，中原地区的内斗无法化解，就有人开始引入外部力量----寻求北方部落的帮助。然而，这又是帝国的一个新的隐患。
力量从来不会服从，只会斗争。司马式引入胡人力量来互相争斗，而请神容易，送神却难，最终落得个场面无法收拾，世家大族带领族人南迁建立东晋，西晋灭亡。北方却沦为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
2.新力量带来的新秩序---盛世的基础
上一篇读书笔记中已经分析（豪族社会的缘起---中国史纲读书笔记004），中原与草原的单一逻辑都无法统治长城南北。而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为中原地区带来了草原逻辑，自此中原地区的政权开始探索胡汉二元统治逻辑，这为隋唐统一全国提供了统治逻辑基础。
帝国的北方经历了五胡乱华阶段，由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运用胡汉二元统治逻辑，实现了北方地区的统一。后来北魏的继承者北周又在胡汉二元逻辑的基础上创建府兵制，即皇帝之下封柱国大将军，柱国大将军下设置大将军，大将军下面再设置开府。北周通过府兵制整合了鲜卑军人和汉人士兵，提高了军事效率，进而征服北齐。北周的继承者隋朝又一举灭掉南方的陈朝，实现了统一。而这些柱国大将军，也就是新的豪族代表：关陇贵族集团。
3. 盛世的衰歌---斗争永不休
隋唐一统天下后，政治主题又回到了皇权与豪族的斗争之间。唐玄宗时期，为了进一步削减关陇贵族集团的实力，努力提拔重用各种没有政治根基的胡人，然而此时的盛唐，已经无法像唐太宗时期那样自由驾驭胡汉二元统治思维了。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启用胡人，并且将军事重权交由胡人掌控，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此时的大唐兵力已经无力平定安史之乱了，无奈又引入回鹘部落的力量，最终虽然安史之乱被平定，大唐也从此进入了藩镇割据的时代。
4. 生产力的提高---豪族不是被消灭，而是被化解
安史之乱导致中原动荡，人口大量南迁，此时江南地区人口密集，土地相对稀少了很多，这就迫使人民实行精耕细作的耕种模式，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人民可以依靠精耕细作的模式得以生存，不再需要豪族的保护，豪族逐渐瓦解。
同时印刷术的发展使得知识的传播成本急剧降低，平民也有了更多读书识字的机会，皇帝组建官僚体系不再依赖豪族，而是可以在平民社会中选拔人才，由此皇权势力大增，中原从豪族社会结构不可逆地进入了平民社会结构。
5.读史感悟
- 斗争是人的本能，无论战争与和平，斗争永不停止。乱世有军争，夺地盘；治世有政治斗争，夺势力。无论乱世还是治世，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
- 成就你的力量，也有可能毁灭你。玄宗借用胡人的力量镇压安史之乱，让大唐得以苟延残喘。然而又正是胡人的力量，让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
- 力量从来不会服从，只会斗争。帝国初建，是力量达到了均衡，然而力量绝不会甘于服从，它必将生长，随时准备着下一次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