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之后，小满拖着一个越来越沉的行李箱，钻进了一片待拆迁的城中村。墙上写满了猩红的大大的“拆”字，巨大，像刚刚划开、还没结痂的伤口。大部分住户都搬走了，只剩下些没处可去的人，暂时蜷在这里。
她住的那间在窄巷最尽头。房间没窗，只有一扇吱呀叫唤的木门，通着一个不到五平米的杂草天井。草长得比人还高。空气里有霉味，烂木头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被遗忘的灰尘味。雨天的时候，水泥地会返上来一股铁锈的味道。每天下午三点，隔壁那条里巷就有人准时喊“收旧报纸”，喊了快两个月。有一天没喊，她反而不习惯了。
她住进去头一个星期，墙角有一片水渍。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它。后来天热了，水渍干了，那个形状就再也没出现过。
她唯一的邻居，是个闷得像口古井的老头。大家都叫他老钟头。这老人房间里最打眼的不是床不是桌椅，是用破木板和砖头搭起来的一排歪歪扭扭的架子。架子上密密麻麻摆满了捡来的旧钟表：老座钟，斑驳的挂钟，发黄的塑料壳闹钟，黄铜凹下去的怀表。大大小小的，全静着。指针停在不同的时刻。
老人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耐心地擦它们。用一块磨得发白的麂皮，一遍一遍，轻轻拂过那些静止的表盘，那些斑驳的外壳。
有一回，小满看见他擦着擦着忽然停住了，骂了句脏话，一只苍蝇落在了他刚擦干净的表盘上。他不打苍蝇，就骂了一句：“死苍蝇。”那句话的音量不大，但语气忽然有了棱角，不是平日那种闷闷的沙哑，像一块石头突然从古井的井壁上掉下去。然后继续擦。小满在门口愣了一下。老人也没看她。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有后文。
还有一次，她撞见老钟头蹲在天井里，对着一只搪瓷盆烧一张白纸。纸上什么字都没有。她问烧什么，他头也没抬，说：“没什么。”就再没提过。后来她又看见过两次，每次都是白纸，每次都是“没什么”。她也就不问了。
没稳定收入，活下去最要紧。她每天去给一家藏在地下室的“抄写社”誊稿子，换点小钱。地下室有一股油墨和蟑螂药混在一起的气味。稿子上的字迹潦草又狂，多半是些落魄文人的牢骚，或者从三流杂志上剪下来的老套言情。天天机械地抄，手指被墨水染得黑黑的，中指第一个关节被笔压出个深坑，要很久才能弹回来。脑子却因为内容太空了，饿得慌。
她开始没意识地，在稿纸空白的地方、边缝上，去“补全”那些干瘪的故事。男女主角说情话的段落旁边，她画下他们应该有的复杂眼神；写到一个悲伤的场景，她就在边角勾出那只从木门缝里看到的瘸腿流浪狗。这些画跟原文扯不上关系。那是她私密的日记，是她那过分旺盛的感知力唯一的出口。
她停不下来这种冲动，把那些无形的情绪、流动的气氛、人和人之间微妙的张力，翻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图像。这是她的本能。也恰恰是她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根源。
在这格格不入的缝隙里，偶尔也有微光透进来。
有一回，她抄完一篇特别空洞的爱情故事，在稿纸边边上画了一对男女在雨里分别。她没画眼泪，只画了两把伞，背对背，越走越远。抄写社那个成天阴沉着脸的老校对路过，瞥了一眼，站住了。他什么也没说，但那天结钱的时候多给了她五块。
她握着那多出来的五块钱，在街角站了很久。把钱展开，对着路灯看，纸币透光的纹路让她想起了一个什么，随即又忘了。夜风凉凉的，她却觉得手里那张纸钞是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