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阳，山是站着的。
一道道梁，一座座峁，把天撑得老高。早年的地质图把这里标作“黄土高原”，可彭阳人知道，他们的山是立体的，会呼吸的。春旱时山绷紧面皮，夏雨后舒展肌肤，秋风一起，满坡草木都换了神色——山在调整自己的吐纳。
他离开那年二十岁。摩托车在盘山道上拧麻花，后视镜里的山叠成青灰的剪影，一层淡似一层，最终化进天际线。他以为把山甩在身后了。后来在江南，梦里总出现自家窑洞前的坡地，醒来枕上竟有黄土的腥气。这才明白，有些东西是长在血脉里的。
回来时正值六月。老杨在村口枣树下候着，手里粗瓷碗洒了一路浆水。“尝尝，”老杨说，“新下的苜蓿。”酸冽的浆水穿过喉头，忽然就接上了地气。抬眼望去，山还是那些山，却换了衣裳——早年粗露的黄土被密匝匝的绿覆盖了，那绿是从每道沟壑里漫出来的，厚实得像羊毛毡子。
“走，看咱的‘花果山’去。”老杨说。
“花果山”在彭阳人的语境里，是个实实在在的地址。可能是东岳山阳坡的梯田，可能是白阳镇后山的果园，也可能是任何一道被改造过的沟壑。这个词里藏着某种小心翼翼的骄傲。
老杨的“花果山”，是彭阳的第一个“花果山”，这是《人民日报》的记忆，它坐落在城阳乡的杨家南沟。如今，花果山在彭阳到处可见，几乎成为彭阳的“代名词”。
从前的山不是这样。他记事时，春天刮黄风，天地浑沌，人在屋里点油灯。夏天一场猛雨，坡地就被撕开口子，红黄色的泥水裹着麦苗奔泻而下。祖父蹲在崖边，一锅旱烟抽到天黑。“地瘦啊。”那些年，山是饿瘦的巨人，肋骨顶着薄皮。“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这谚语每个彭阳孩子都会唱。苦，在这里是名词，是结在年景枝头最实在的果实。
变化是悄悄发生的。像窑洞渗进的晨光，先是一线，然后是一片。最早是几道试探性的埂子，挽住了一小片水土。接着是更多的埂子，手拉手连成梯田。树苗来了，草籽来了，鸟雀来了。山渐渐丰腴起来，有了曲线，有了温度。现在站在塬上望，梯田的波纹从脚下漾开去，一波推着一波，直到天边。那些弧线优美得让人疑心——不是人力所为，而是山自己翻了个身，找到了更舒服的睡姿。
苹果园在午后的阳光里打盹。青果还小，藏在叶间，需要仔细看才能发现。老杨抚过树干，动作轻得像在摸孙儿的头。“这树知道疼，”他说，“嫁接时它抖，挂果时它笑。”他摘片叶子递过来。苦涩的汁液在口腔里漫开，继而泛起一丝回甘。“等霜降，”老杨望着远山，“等霜把这份涩逼到果皮上，甜就藏在芯子里了。”
他忽然懂得，彭阳人是用种树的方式在过日子。把干旱、风沙、苦寒都当作必要的季节，咽下去，在生命的年轮里慢慢转化。时间在这里有着不同的密度——不是分秒，是墒情，是节气，是一棵树从幼苗到挂果的周期。那些被县志记载的苦难，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分解成更小的单元，织进了大地的肌理。
坐在田埂上，能听见土地深沉的呼吸。这呼吸穿过脚掌，顺着脊柱往上爬，与心跳合拍。每一道梯田都是大地的年轮，记录着山如何从嶙峋走向丰饶，人如何从匍匐走向站立。这是最宏大的叙事，却写在最微小的弧线上。
暮色是从沟底升起来的。先染青了苜蓿地，再给苹果树镀上金边，最后漫过梯田，把那些优美的曲线融成一片深蓝。埂子在余光里发亮，像母亲纳鞋底时拉长的麻线，绵密，结实，一针一针把破碎的山河缝补完整。青果在渐浓的夜色里继续生长，它们吮吸着星光，把关于秋天的想象酿成具体的糖分。
这果实现在还是青的、硬的，带着成长必须的酸涩。但甜已经在路上——从根须出发，沿着韧皮部，在每一个筛管里日夜兼程。它不止挂在枝头，更结在埂子上，结在把陡坡变成平地的掌纹里，结在彭阳人看山时微微眯起的眼角皱纹中。
夜气凉了，老杨磕掉烟灰：“回吧，明天霜重。”他们沿着田埂往下走，身影被月光拉得很长。回头望去，群山卧在银河之下，舒缓的轮廓像沉睡的巨兽，皮毛上缀满光的果实。县志里那些关于丰收的记载忽然鲜活起来——原来最美的丰收不是粮仓满溢，而是山学会了温柔，人懂得了等待，岁月在黄土深处酿出了恰到好处的回甘。
这就是彭阳的果了。它需要整个季节的酝酿，需要霜雪的洗礼，需要在时间里慢慢沉淀。当你终于尝到那口甜，才会明白，所有过往的苦涩，都是这果实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山站着，人立着，果实在天地间的耐心等待里，渐渐圆满。
（杨治军2026.1.23作于悦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