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日子里的日子，节中的节，其隆重之极，没有之一。如果其他节日是贵妃，春节，就注定是太皇太后。只有春节，如同冰糖葫芦，有一长串的日子，留着你一个一个的数着吃。无论你身在何方，你都无法不动情。在所有的节日里，怕是只有春节享此殊遇。

    所以，春节，我们又叫过年，过大年。进入腊月之后，年的味道就飞着来了。腊月二十三和二十四，俗称小年。这就如同赛跑时裁判吹的预备哨，小年一到，就一路狂奔大年去了。我们这里有过二十三的，有过二十四的。很多主妇，从小年起就开始储备过大年的食品。平时多少天不见肉星的，说啥也得赶集称几斤五花肉来，剁点饺子馅。蒸一锅一锅的大馍，再弄点油炸小吃。我们家乡的油炸点心不少，最家常的要数炸丸子，蚂蚱腿（一种甜面食，细长如蚂蚱的腿），猫耳朵（一种面食，有甜有咸，将面皮切成正方形，长方形，菱形），角叶子（都是面食，有甜有咸），有人不嫌麻烦，也喜欢炸油条。

      除了炸，还要炒。几乎家家都要炒点花生。我记得小时候，我偶尔负责烧锅底。父亲或母亲，在大铁锅里放了沙子泥土什么的，烧热之后，就把花生倒进去，用勺子不断地翻。至今想起来还怕那种铁铲铲进锅底之后的“滋啦”声。每每炒得煳了皮，母亲就会说，“燕子的姥那花生炒的，看着跟生的一样。”燕子，是我大哥的女儿，她外婆，多年靠炒花生做点小营生，炒花生的技艺登峰造极，我亲眼见过，也吃过。

      今日午饭时，我顺便吃了几颗熟花生。母亲说，过去，一到年关，家里就炒好大袋子的花生放科棱（巴斗，一种容器）里，一到晚上，邻居都来吃。地上的壳都多厚一层，过了初五才开始扫地。

        我知道，母亲又回忆陈年旧事了，那是六十年前的往事。

      我也记得，小时候，从初一开始，就可以不扫地了。就算扫了，垃圾也不出门，就堆在门后头，过了初五，垃圾才可以出门。老人们说，不能把垃圾扫出去倒了，一倒，财就没了。

      过大年，好多话，小孩子不可以乱说。比如，蒸馍时，不可以说，蒸这么多怎么能吃得完。炸点心时，不可以说炸（第四声）了。更明显的忌讳用语，不管是不是过年，都不可以说，过年时说，尤其找打。

        真正的过大年，其实就两天。年三十和年初一，我们怎么都不习惯叫它俩除夕和春节。如同一个井水喝大的伙伴，还是乳名来得亲切。其他的日子，都是陪衬。

      年三十，意味着团圆。千万里，也想往家里赶。我常常想，法定假日，其实该再提前一天，或者，再多放一天。必得留给远乡人一个归程，好赶在这一日吃上午饭或晚饭，我们叫它年夜饭。

      三十这天，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贴春联。“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无论穷富，旧符总要换的。很多年，几乎大半个村子的春联都是父亲写。我负责把红的，黄的，蓝的春联摆在院子里，用土块压住，也防止鸡爪子踩上去，给我父亲的墨宝乱涂鸦。每户人家都会卷一大卷送来，说，“叔，我家三扇大门，一个牛槽，一个鸡圈，一个灶台，两棵树。”父亲就用笔在纸卷背面写上姓名和要求。从年二十八直写到三十的中午，都不一定写得好。自然，毛笔，墨汁，都由我家提供。

      门上贴了联，门楣上再贴上五颜六色的剪纸，字不外乎是些“新春吉祥”之类。剪纸很轻，风一吹，就飘飘摇摇。

      鸡鸭圈，牛栏，灶台，都要贴，甚至柴垛。牲畜栏，就是“鸡鸭成群”“槽头兴旺”类，灶台旁还专门贴上买来的画，我们称之为“灶老爷”。门口的大树上也要贴“出门见喜”。连平时破败无人居住的老宅，也要贴。这一天，鸡鸭牛圈，大树柴垛灶台，都被主人们特别深情地祝福了一回。

      很多年后，集市上有春联卖，父亲才算写得少了。

        小孩子感兴趣的是三十的炮仗和初一的压岁钱，自然，还有水饺。平时，哪里有水饺吃（也没有人有功夫弄这费力的食物）。压岁钱，一年也只有这么一回。初一大早，趴在地上给爷爷奶奶磕个头，说句吉祥话，不管多少，压岁钱总归是有的。爹娘也不要回去，别提多拽。

        放炮，是过大年的仪仗队，三十和初一的早晨，各家各户都会在院门口摊开来燃放。鞭炮，有三十响的，五十响的，一百响的。条件好的就买几挂大的，不好的或者会过日子的，就买小盘，但也一定要买一盘大的，留作年初一早上放。一大早，噼里啪啦的声音从东南西北传过来，炸醒了贪睡人的梦。那响声大持续时间长的，自然是炮中之王，一百响的大雷子了。我们蒙着被子，赖在窝里不起。

        男孩子对放炮似乎生来就自带兴趣。父母一直说，我生性像个男孩，对放炮却心生畏惧。父亲让我帮忙，也最多是举着长长的火棍，点火，是决然不敢的。男孩子们就到处翻拾哑巴炮（放炮时没有炸的），把炮头撕开，把炮灰聚在一起，用火柴呲花，弄得灰头灰脸仍余兴未尽。现在，满大街五花八门的炮仗，绽放着五颜六色的人间烟火。若不是为环保计，对于过大年，鞭炮，还真“不能被替代，从未被超越”。

      初二，是娘家接出嫁的女儿回家的日子。带着儿女，带上点心，打扮光鲜地坐上兄弟赶的马车，一路欢唱的回娘家过几天。出了门的女儿，一年中，就这么几天，有这个特权，不用在婆家操劳，不用在娘家出力。

      说起过大年，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财力较盛的村子，会在初一之后，到元宵节前后，请戏班子来唱大戏。提前在村子里搭好戏台，然后，戏就唱起来。我记忆中，在村里看的，是穆桂英挂帅。穆桂英头上的帽子，伸着两根长而尖的须，在空中不断地颤动。这个形象凹进了我的心里，时不时地，我一个人放学回家的路上，就要把脑袋晃几晃，想象着也有几根冲天的须。

        后来，就改成放露天电影了。

      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直到正月十五元宵尽，所谓春节，所谓过年，才算是过完了。

      一年累到头的村人们，唯有春节前后，能畅快地蹲在地上抽两窝旱烟袋，抱着孩子站太阳地里聊几句闲天，看着一群熊孩子东奔西蹿，或者看一场半懂不懂的大戏。

      年的意味，曾经，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