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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个场景一直记忆深刻。漆黑的冬夜里,有人使劲拍打院门,大声喊着母亲的名字,隔壁的狗闻声狂吠,我从梦中惊醒,母亲已经穿好衣服正忙着下炕,炉火微弱,母亲一把将我抬起的头摁在枕头上,“睡吧,妈去趟你芍药姑姑家,一会儿就回来。”那一会儿可真长,长到窗户透出清晨的第一缕光,母亲才疲惫地回来,脸上却满是喜悦,“你芍药姑姑生了个儿子,胖乎乎地,六斤重呢!”我揉揉惺忪的双眼,问道:“妈,小孩是从哪儿生出来的?”母亲用冰凉的手用劲给我掖好被角,扑哧笑出声来,“从东门外的河里捞的,你芍药姑姑家的孩子不好捞,一个晚上才捞回来。”“那我也是东门外河里捞回来的?”“你不是,那时你爸正好休息在家,就多走了些路,从南常的河里捞回了你。”我迷迷糊糊地高兴着,那条河足足比村东头的河宽了五六倍,有一次快过年时母亲带我去那道河边洗过被面床单,我亲眼见过的。
上小学后,已知道“小孩子是从河里捞回来的”不过是大人哄骗我们的谎言,可对东门外的好奇却是有增无减。
一条东西向的正大街将村子切成南北两部分,从东到西三百米,从西到东也是三百米。不管一个人在世时从这条正大街上走过多少遭,去世后都要从正大街上走过他们在这村子里的最后一段路,再从村东头抬出去,各自奔向张家、李家、赵家的祖坟或新坟。那时候看不到吹吹打打和人群喧闹中的死别悲痛,只顾欢天喜地跟在送葬的队伍旁看热闹。
我不止一次问母亲:“妈,人死后去哪里了?”母亲继续着手中的活计:要么是在大大的案板上擀面条,擀面杖有节奏地发出闷闷的“当、当”声;要么是正攥紧一根粗短的木棒子一圈圏搅拌着锅里的猪食,整张脸氤氲在腾起的热气中……“去哪里了?能去哪里?你不是看见了,都出了东门外了。”太阳一拃一拃地终于落到村子最西边的房子后面时,母亲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各种活计,那些未被干完的活儿不约而同地跑进了母亲的心里,母亲大约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地省心些,最好不要影响她的烦乱。“要是不听话,天黑了就把你撵到东门外不要回来了!”“作业写不完还犟嘴,再犟就去东门外站着!”……昏黄的灯泡下,所有的惩罚无一例外地与让人恐惧的“东门外”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恐惧来自母亲对死亡的解释和日积月累的唠叨。
有一次,村里放电影《画皮》,美丽妖娆的富家小姐揭掉人皮后瞬间变成了獠牙外露的骷髅女鬼。原来鬼是这么吓人的样子!按照母亲的说法,东门外有数不清的这样的鬼每晚聚集在一起,张望着点点灯火的村庄。对东门外的恐惧和好奇搅和掺拌,在这一刻达到高潮。
多年以后,想起与母亲的这些对话,我才顿悟到东门外的神奇:在这个村子里,每年都会有几个小娃儿成为新的村里人,也会有几个老的或弱的人成为村里新的鬼。生与死如此接近,它们在这里交汇,将每个人几十年的生命旅程浓缩在“东门外”这个具象的地点!
二
卫姓是村里的大户,村子最东头的两家都姓卫。卫贵山老汉家在正大街的路南,人丁兴旺四代同堂。路北的卫红菊家只有三口人,姐姐卫红菊和她那个看上去并不强壮的上门女婿,还有妹妹卫秋菊。两家院子里的各种树木似也沾染上了人的气息,红菊家的院子里只有一棵瘦弱的苹果树,贵山老汉家那棵高大的洋槐每到春末就会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繁盛的白花,贵山老汉的儿媳妇盛情邀请街坊邻居扛了梯子、提了镰刀去摘槐花。再过一段日子,贵山老汉家探出墙头的杏子,渐渐由小长大,由青变黄。整个村子里还静悄悄时,我们从院墙外堆着的陈年玉米秆子中抽出一根长木棍,三下五除二一顿乱敲,墙内传出贵山老汉的怒骂,“谁家的怂娃胡弄哩,小心揍烂你那尻子哩!”墙外的我们一哄而散。
卫红菊的父母早逝,靠着叔叔帮忙张罗才成了一家人。年头到年尾,他们似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与惨淡光景的斗争中。她家东墙外是通向村北耕地的一条小道,作为最靠边的一户人家,每天早上,太阳早早地就照在了她家的土墙外。等到贵山老汉蹒跚到东门外时,我们已经趴在了红菊家的土墙根。贵山老汉双手拄着拐棍站定,看着满地的杏树叶和几颗摔烂的杏子,只能无可奈何地瞪着我们沐浴在温暖阳光里的屁股暗暗发狠。
卫红菊家年代久远的破败土墙的外墙根下住着大大小小许多蜘蛛,钓蜘蛛是我们喜欢的游戏之一。跑得最快的那个早已占住了最大的蜘蛛洞,从路边寻一根长长的狗尾巴草,“呸呸”往墙根的细末土里吐两口唾沫,将狗尾巴草的穗上裹满用唾沫和好的泥巴,小心翼翼掀开蜘蛛洞的盖子,将狗尾巴草伸进洞里。盖子是蛛丝和泥巴的混合制品,边缘处总有一点点与洞内的丝网联结着,如同一个设计巧妙的合页。洞越大,里面住着的蜘蛛就越大,洞口外草茎的轻微晃动说明蜘蛛已经咬穗,耐住性子稍待片刻,再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往上抽,接近洞口时,猛地用力向外一拉,一只硕大的蜘蛛就被甩了出来,一群孩子随即尖叫着四散跑开。
我十二岁那年的夏末,乡里成立了乡中,通知各校升初三的学生自带课桌到乡中报到。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张课桌的样子,结实的三角钢焊制的桌架,用螺丝拧上了黄色的木质桌面和凳面,死沉死沉的。我要独自把它搬到四里外的绵岭上,大人们只顾忙着地里的农活儿,不就是搬个课桌嘛,地里的棉花、豆子、玉米可比这事金贵重要多了。
教室里已经不剩几张课桌,赶早的学生清晨就出发了。身高一米四,体重七十多斤的我搬着沉沉的课桌从西到东穿过空荡荡的正大街,走到东门外歇脚时,正是下午三点多的光景,路上也是空荡荡的,陪伴我的只有路两边耷拉着叶子的白杨树。没有一丝风,我抹一把汗,抬头看着空中白晃晃的大日头,又回头,发现贵山老汉家的杏树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在了,那棵高大的洋槐有一多半的枝子已经干枯,卫红菊家新夯的东墙泛着新鲜的土黄色,墙根下空落落的,没有了钓蜘蛛的孩童。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长大了。从此将开始奔波,再也无法夜夜在家中的床上安睡,在村里早起的那缕阳光中醒来。仿佛还是昨日的童年,永远地丢在了东门外卫红菊家新夯的土墙下。
三
父亲虚浮的脚步好像不是踩在地上,步态软绵无力,他的大半个身子倚在搀着他右臂的弟弟身上。短短四个月,父亲再也不能在他走过许多年的正大街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了,全身转移的癌细胞将他吞噬得皮包骨头。他执意要出院,说是怕自己回不了家。要进宅门时,父亲停下来,向村东边张望。我们都猜到了父亲在张望什么,东门外的土坡上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地。
父亲出生在爷爷逃难到村里的第二年,因为无房无地,奶奶在村西的土地庙里生下了父亲。如今,父亲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整齐院落,推开高大的红漆大铁门,五间青砖大正房,西边三间是厨房粮仓,南边两间是堆放农具杂物的库房,东南角是有顶子的厕所,南房与大门间的空地一棵长势旺盛的树上挂满了青色的柿子。院子中间是菜地,地头几株五颜六色的月季正盛开,从春到冬一年四季,那片地从不懈怠:草莓、韭菜、菠菜、豆角、茄子、西红柿、大葱、萝卜、香菜……这处生机勃勃的院子是父亲的丰碑,书写着外乡人华丽转身为本地人的非凡意义。
一个多月后,我们的哭声簇拥着父亲的棺材从西到东走过了村里的正大街。因为柏木太重,几个壮汉高抬出村后便需要歇息,管事的将第一次暂停选在了东门外。记忆中宽展的大路又瘦又窄,路与庄稼地的空隙间堆满了垃圾,路旁那两行高大的白杨树亦不复存在。
父亲在五十里外的城里工作,常会在夏日蹬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载着一挎包的好东西回来。欢乐的晚饭后,母亲收拾碗筷,父亲则打着手电筒陪我们姐弟三个到东门外的白杨树下抓知了猴。银白色的月亮挂在深蓝色的天空,年轻的父亲和年少的我们开心的笑着,笑声填满了东门外的夜晚。
“我记得东门外有两排大杨树,怎么没了?”我侧身问跪在身边的同村的表哥,“早就砍了,好多年了,你每次回家就呆一两天,没到东门外看过吧?”说完后,他又狐疑地盯着我看了半天,大约是想不通我为何在这个时候却想到了白杨树。从搬着课桌仰望白晃晃的日头算起,近三十年的时光无声无息地悄然流走,那些再也不可能重现的过去一幕幕在我脑中闪过,我也成了一个外乡人,在另一个城市里,我的“丰碑”没有院落,没有宅门,推开房门就到了外面。
黑漆漆的棺材安稳地放置在两条长凳上,唢呐声悲怆悠长……我再次嚎啕大哭。
此刻的东门外,我在外面,父亲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