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的目的是试图按照每一种可能的理解水平来把握社会生活的进程，批判理论关心的是人类生活状况的改善，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原始主动性已不再表现在普通的个人身上，个人早已成了无个性的齿轮与螺丝钉，而是转到了在各个层次上控制着经济和政府的、互相冲突的全国性和国际性领导集团，主动性的丧失的一个主要表征就是理论兴趣和思想能力的衰退。批判理论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传统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点个人，批判的理论活动本身就是历史实践的一部分，批判理论家的职业是斗争，是把他知觉的思想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斗争，而不是某种自给自足、可以脱离斗争的东西，批判理论的每一组成部分都以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为前提，都以沿着由理论本身规定的路线与现存秩序作斗争为前提，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但在现代强大的权力构制面前，理论依然是无能为力的，它不能决定世界的未来，就像它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自己一样，但它至少可以反思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即理性本身的问题。

神话和启蒙决不是势不两立的关系，相反，神话已经进行了启蒙，启蒙也一步步地越来越与神话学交织在一起，但启蒙却以为它是神话的死敌，它从神话中吸取养料是为了摧毁神话，但是，启蒙用以反对神话的原理，却是神话本身的原理，即内在性原理，把一切发生的事解释为重复的原理，启蒙却用了这原理来反对神话的想象力，在这条原理的指引下，启蒙和近代科学把自然界的一切都变成可以重复的抽象，从而可以将其数学化，将事物抽象的前提是主客体分离，但这不是平等的分离，而是建立在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支配权上的分离，这样的分离，在古代就已有了，神话的基本特点就是神人同形同性论，用主体的设想来解释自然界，但在把事物抽象化和数学化的同时，主体本身也被虚无化了，他把自己规定为事物、统计的因素、成功或失败，他的尺度就是维持自我生存，是他的机能及为这机能设定的模式能否成功适应客观性。所有别的东西,观念和犯罪行为, 都遭受从学校班级到工会等集体的力量，但是，甚至那个威胁性的集体本身也只是属于骗人的表面，在它之下隐藏着把它作为强暴的东西来操纵的种种权力，在古代，神话要用巫术来控制自然，而在近代，启蒙要用科学来控制自然，控制的意图是一样的，但科学却比巫术要有效得多，科学明确地要自然听从人的意志，它发明了技术来做到这一点，技术将科学理论的设想变为现实，人们想从自然界学到的东西, 都是为了利用它以完全控制它和其他人，所以方法论在近代大行其道，效益成了知识的标准，但这并没有使启蒙远离神话，它实际上更彻底地显示了神话学的原则。认识局限于重复，思想只是同义反复，思想越是从属于存在的东西，它就越是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从而启蒙精神就倒退为神话学，神话学在其形态中反映了现存事物的实质，即作为真理的世界的循环、命运和统治，而却放弃了希望。从表面上看，启蒙似乎允诺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世界，但当它将它的理想抽象化和普遍化后，它实际上放弃了人类的希望，启蒙运动许诺要消除一切未知的东西，以及由于它们而产生的恐惧，吊诡的是，启蒙在成功消除未知事物的同时，却不但没有消除恐惧，反而使恐惧变本加厉，启蒙是变得极端的神秘的恐惧，它的最终产物只不过是一种似乎普遍的禁忌，它根本不再允许任何东西在外面存在，因为纯粹在外面的概念就是恐惧的真正源泉。就像神话一样，启蒙不能允许有自己无法控制的、外在于它的东西，只有将一切纳入它的囊中, 它才能高枕无忧，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依靠内在性，还要靠把人提高到上帝的地位，启蒙用人取代上帝，成为宇宙的主宰，人本主义遂成西方文化的主流。然而，同样吊诡的是，人在成为上帝的时候，却失去了自己，他异化为他的对象，一个可以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控制的东西，而在他失去自己的本性的同时，似乎被他控制自然却开始对他报复。现代人并不是根据理性来确定自己的目的，而是根据非理性的理由，如自我保存来确定自己的目的，因此也就不能说某种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比另一种制度更不合理，从形式理性来看，专制、残暴、压迫不是自在地就是坏的，如果它的代言人是想从中牟利的话，那么就没有一个明智的主管部门会同意对专制独裁做出判决。技术和科层制是工具理性的两个变形，前者控制自然，后者控制人，工具理性只有控制的功能，没有批判的功能, 更谈不上对人类问题提出历史解决，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只准理性在事实性的基础上运作否认它的批判功能，把它变成支持社会秩序的工具。工具理性除了自我保存之外没有别的目标，它把情感和宗教与艺术一样, 从自身排除出去，自我生存成了行动最偶然的准则，早期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家是看到了这里所隐含的破坏因素，所以都极力阐发和鼓吹社会的和谐一致，但随着私人集团统治经济机构的经济体系的发展，人类分裂了，由理性统一坚持的维持自我生存，个别资产者对象化的欲望，证明是与自我毁灭完全无法分开的自然暴力，它们模糊不清地互相转化，纯粹理性成为非理性，成为没有错误和没有内容的行事方式，理性在启蒙创造的时代彻底走向了其反面。

艺术从来就不是与社会人生无关的审美对象，而是人类自由的体现，具体而言，艺术体现了人类要否定现实和超越现实的渴望，体现了人类否定现状的渴望，艺术作品在使被践踏的人们强烈意识到自己已绝望的同时，还使他们感到义愤填膺的自由，人类可以凭借艺术向压迫他们的现实表示愤怒和反抗。但在现代的生存条件下，无论精英还是大众都服从于一种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只允许他们做出一种单一反应的机制，他们那些尚未开掘出来的本性因素不可能得到可以理喻的表述，因为资本已经按照它的逻辑重新组织了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 包括艺术生产。自由的艺术创造变成了文化工业的机械复制，艺术的自由本质就此被扼杀了，文化工业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艺术的商业因素，而是今天它处心积虑地承认它是商品，艺术放弃了它的独立性而甘愿与一般消费品为伍，这才是值得注意的新现象，人们理直气壮地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而文化本身则必须服从这个原则，不能产业化的东西就不能发，文化对商品社会的否定不过是它们服从自己的规律，文化工业特殊之处是将艺术完全纳入市场的规则与逻辑，再没有别的原则，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取代, 消遣成了娱乐工业或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文化工业除了其经济目的外，还有其意识形态意味，有其维护现存秩序的社会功能，消遣和商业真正的意义是为社会辩护，因为快乐就是赞同，消遣就不要去思想，忘记痛苦和忧伤，消遣是一种逃避，不是逃避恶劣的实，而是逃避最后一点反抗的思想，在文化工业营造的虚幻世界里，似乎一切真实的不平等都消除了，每个人都成了类本质我，可以随便替换另一个人，真实的痛苦通过想象的置换被真实地掩盖了起来，或暂时治愈，心酸的泪水变成了自慰的微笑，“世界是美好的, 希望在明天”，这就是文化工业最终要告诉人们的，可实际上它一直在欺骗它的消费者, 它允诺的其实只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兑现的幻相，它制造、规训和控制了人们的需要，个人不再是他们自己，而只是各自一般倾向汇聚的中心，虽然文化工业制造了许多伪个性，如明星的发式或新的消费方式，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性化永远也无法获得，个人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是经济和社会机制的产物，文化工业能成功处理个性的惟一理由就是后者总是复制了社会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