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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兴衰：精英网络演变与帝制中国》

隨著時間推移，中國菁英階層的社會關係愈來愈趨向地方化，進而大幅改變了他們如何看待國家，以及他們自身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國家發展歷程可以歸結為一段統治者在「主權者的兩難」困境中掙扎的歷史 —— 追求國力抑或個人存續，也就是說，皇帝藉由不斷分化菁英來達成追求權力與存續的目的，是帝制中國衰亡的最終罪魁禍首。

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並未建立某種以「合意」為基礎的規則，而是仍由獨裁者來治理。即使在奮力爭取國家獨立之後，發展中國家很可能仍然不會建立起歐洲模式的民族國家。為此，堅持趨同典範，只會阻礙比較政治發展領域的演進並導致決策者偏離正軌。因此，是時候認清國家發展模式不只一種，並找出一種新的視角來分析這些新的模式了。

中國代表了另一種國家發展的模式，且令人難以置信地持久。自西元前二百年左右建國以來，帝制中國的統治屹立不墜了兩千多年之久，直到二十世紀初衰亡為止；其中，尤其在第二個千年時，似乎出現了一種持久、永續的平衡。儘管許多稱揚歐洲統治者任期特別長久的研究，都將其歸功於代議制機構的出現，但從西元一千年至一千九百年，中國帝王的平均在位時間與歐洲的國王、女王一樣長。除了元朝（一二七  至一三六八年）以外，第二個千年之中的每個朝代都持續了大約三百年之久 —— 比美國建國的時間還長。

菁英的社會域藉由創造出一種統治者必須面對的權衡取捨來造就國家，而這種權衡取捨就是「國家實力」與「統治者在位時間長短」兩個不相容的目標：欲達成其中一個目標，只能以犧牲另一個為代價來實現。

在領結形網絡中，每位中央菁英只代表了一小部分的地區，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網絡反而強化了現有的地區分歧，中央政府遂成了這些菁英競相吸引國家資源以服務地方利益的舞臺 33 。領結形網絡中的菁英反對強化中央政府，因為這類政策會將資源從社會團體轉移到國家，並削弱他們的地方權力基礎。舉例來說，在十一世紀中國北宋的國力強化改革變法中，反對者擔心，建立一支國家常備軍會對控制地方私有民兵的「根基穩固的地方家族勢力」造成威脅，並且會讓地方團體失去力量 34 。環狀網絡則是更極端的例子，中央菁英既不關心地區分歧，也無法使不同的群體團結起來。

環形網絡即美國社會史學家杜贊奇所稱「國家內捲化」（ state involution ） 37 的一例，意指國家依賴社會來履行它的許多職能，從而失去了對社會的控制。隨著國家進一步陷入內捲化，社會團體取代了國家成為地方防禦和公共財供應的領導者，從而威脅到國家對暴力的壟斷。

一個有凝聚力的菁英階層有助於統治者強化國家，但也會威脅到統治者的存續。

統治者也接受這種中等程度的國家威權狀態，因為倘若要進一步增強國力，勢必需要一群更具凝聚力的菁英，如此一來將會威脅到他個人的權力與存續。與此同時，國家若將部分職能下放給社會團體，便可與其建立起合作關係，使其協助國家來提供公共財。

大規模暴力衝突會摧毀或削弱舊的菁英階層，如果舊的菁英威脅到統治者的存續，統治者便可能會趁機利用這個權力真空的時機，吸收更分崩離析、更不具威脅性的新菁英，然而，缺乏凝聚力的菁英階層將導致國力下降、國家孱弱。如果在國力衰敗時爆發大規模暴力衝突，那麼統治者可能會選擇放棄對暴力的壟斷，將國防的職能授權給社會團體以平息叛亂，不過，這樣的授權將賦予社會權力，並形成逐漸脫離國家掌控的自治社會團體。

星形網絡會產生中度的持久性，並容易受到以首都為目標的暴力衝突影響。領結形網絡是最持久的網絡結構，因為政治被區隔開來，內部衝突往往集中於特定的地理位置。由於缺乏橫向聯繫，叛亂團體很難進行跨區域的協調合作；即使有一項攻擊摧毀了部分的網絡，比如半個「領結」，另外半個仍可保持完好無缺。

二次大戰後，現代社會科學開始從對憲法原則的法律形式主義研究，轉向更著重於人類行為經驗的研究調查。

這個世代的學者，將政府決策與公共政策視為主要的利益結果，檢視了哪些人參與決策過程、他們的「投入」如何轉化成政府的「產出」，以及政府代表了誰的利益。

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爾・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將階級中心觀點應用在國際舞臺上，發展出「世界體系理論」（ World Systems Theory ） —— 「核心」國家是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外圍」國家的勞力與原料；外圍國家的工業仍維持低度開發的狀態，因為它們必須依賴核心國家的資本

雖然環形網絡中的中央菁英缺乏聯繫、難以合作，使得統治者毋須憂心菁英會發動政變，但建立於環形網絡上的國家不但容易發生內部群眾叛亂，也容易遭受外敵入侵，因此環形網絡的持久性最低。

國家衰微是一個社會問題，無法藉由官僚體系的解決方案來消弭。國家建設的計畫不應局限於改革官僚體系，而應擴展及致力創造出與社會結構相關，並能兼容強國目標的動機

中國近兩千年來國家發展的方式，與歐洲國家截然不同。歐洲的統治者仰賴代議制機構來保持掌權並建立有效能的國家，中國的統治者則面臨了個人存續與國家實力之間的權衡取捨，而本章將概述其獨特的發展歷程。我省去了聖君、忠臣、勇將的故事留待其他章節來介紹，在此，我跳脫原來的框架退一步來思考，以突顯格局更大、範圍更廣的歷史模式。

從宋朝開始，皇帝就利用唐朝貴族留下來的權力真空重新打造菁英社會域，藉由擴大科舉考試，在「相對」任人唯賢的基礎上任用官僚人才。科舉考試以其競爭意識與專注學習的特性，將地方仕紳家族中被選定的成員帶往中央，防止他們形成新的貴族階層。因此，這個時期的中央菁英成了地方利益的代表，汲汲於影響中央政策，試圖讓他們的家庭社會與家族親屬團體蒙受其益。期間，雖然受到大草原遊牧民族的嚴重外患威脅，中國菁英仍試圖讓國家維持在國力平平的狀態；強化國家的數次嘗試都失敗了，只有一項改革成功，但由於政治上的反對意見，這項改革花了一個多世紀才得以實施。

在一三二一年到一九  年的「小冰河」時期，外部威脅減少了，但內部叛亂卻變得頻繁，包括三波大規模、終結王朝的群眾叛亂。第一波發生在十四世紀中，並在朱元璋帶領的反蒙古大型起義下達到高峰，其後，朱元璋更於一三六八年建立了明朝；第二波發生在十七世紀初期至中葉，並於「李自成之亂」達到頂點，其後，李自成終結了明朝，並創造出滿族征服中國、建立清朝的契機。

最早由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 Naito Konan ）在一九二  年代所提出的「唐宋變革」一詞 56 ，即涉及了菁英社會域的轉變。自其時起，歷史學家對所發生的事達成了近乎一致的共識。事情的發展大致是這樣的 57 ，在唐朝，擔任官職是決定家族地位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每一個菁英家族都卯足全力，盡可能地將多名子弟安插在官僚機構中。因此，在全國範圍內與其他強勢家族聯姻，不但可為不確定性（比如某位重要家族庇護者的死亡）提供保險，也是利用這套「恩庇體制」（ patronage system ）的最有效方式。

太平天國之亂促使脫離國家控制的地方社會力量激增，而廢除科舉更進一步地使這些自主權日益高漲的社會力量脫離了中央政府。晚清時期的菁英社會域即類似環形網絡，集中於各個地區的社會力量成了王朝國家的一股離心力，導致清朝最終的崩毀與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