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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失去的帝国》第一篇 第一章沙皇国诞生

第二章 第三罗马

規模最大一次的暴動是由赫梅利尼茨基（ Bohdan Khmel’nyts’kyi ，一五九五至一六五七，一六四八起為蓋特曼）領導成功的「一六四八年暴動」，次年八月與國王簽訂「茲博羅夫條約」（ Treaty of Zboriv ） 7 ，建立起直接由蓋特曼統治的「蓋特曼政權」（ Hetmanate, the Hetman State ），或稱「哥薩克國」（ the Cossack State ），其有明確的轄區，如基輔、布拉茨拉夫（ Bratslav ）、切爾尼戈夫（ Chernihiv ）等地區，面積達三十一萬餘平方公里， 8 波蘭不得在此境內駐軍，稅賦改由蓋特曼全權處理，包含關稅和酒稅，另擁有獨立的司法權、外交權。此次暴動的成功使烏克蘭人有了政治實體與明確的疆域，追求自由與平等為其核心精神。

沙皇視蓋特曼為其臣民，蓋特曼則認為與莫斯科僅是軍事結盟，在莫斯科保護之下享有自治權，是沙皇的封臣（ vassal ），雙方對條約的理解大相逕庭

凱薩琳於一七八三年將原有十個烏克蘭哥薩克軍團改編為隸屬俄羅斯軍隊的十個正規軍騎兵團，又改配新的卡賓槍，雖然保留舊名稱，但是哥薩克軍不再以蓋特曼為效忠的對象，轉變為效忠沙皇。一七八九年的徵兵法徵自包括烏克蘭農民在內的所有納稅人，此打破哥薩克軍僅來自哥薩克階層的舊俗，這一連串的改革使得哥薩克軍失去獨立性與特殊性。

近代伊始，俄羅斯菁英改而更多地從「民族文化」的角度而非從「王朝世系」和「宗教」的角度理解他們對基輔羅斯的繼承。隨著俄羅斯帝國在十八世紀接受了民族性（ nationality ）觀念，它創造出一個包含今日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在內的「俄羅斯民族」（ Russian nationhood ），其中還包括一些不是斯拉夫裔但政治和文化上俄羅斯化的帝國菁英。

傳統的觀點認為，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難題源於它還沒有成為一個民族之前便成為了一個帝國。這話十之八九也適用於許多帝國，包括英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帝國，但俄羅斯人的獨特處境在於，其他帝國無一與它們的外國子民分享相同的歷史根源和起源神話，反觀俄羅斯在帝國時期的大部分歲月卻是如此。

這個「泛俄羅斯民族」不會在任何地圖上找到，也從未以政治實體的形式出現，但它卻存在於俄羅斯政治和文化菁英的頭腦裡，如果相信民調的話，它也存在於數以千萬計的俄羅斯人的腦袋裡。它的政治影響力超過很多可以輕易在世界政治地圖上找到的真實民族。

從莫斯科公國如何從蒙古帝國的廢墟中崛起，一直談到俄羅斯聯邦如何在蘇聯解體後重塑俄羅斯民族，本書勾勒出俄羅斯菁英階層努力讓「失去的王國」（ lost kingdom ）恢復領土統一─這裡「失去的王國」是指中世紀的基輔羅斯，它是所有東斯拉夫人的重要文化根源。

一三一七年，莫斯科親王迎娶金帳汗國可汗的妹妹為妻，因而獲得了弗拉基米爾大公的頭銜，擁有了作為可汗在羅斯代表的權力。

一四七一年，即伊凡三世迎娶索菲婭的前一年，莫斯科公國在建立霸權一事上取得重大勝利：伊凡的軍隊占領和征服了諾夫哥羅德共和國。該共和國是當時羅斯土地上最大且最富有的政權。

在伊凡三世征服諾夫哥羅德之前，編年史家幾乎不曾提過莫斯科統治家族的基輔血統。在此之前，莫斯科大公都是透過討好金帳汗國的可汗，以在與特維爾和其他強大親王的競爭中取得上風。可汗是蒙古帝國創始人成吉思汗的子孫，向他們提自己有著基輔羅斯和留里克王朝的血緣毫無用處。但這種情況隨著金帳汗國的持續解體發生了改變。在伊凡征服諾夫哥羅德的同一年，他也擊退了可汗阿合馬的韃靼人部隊。當時，阿合馬因為對莫斯科的日益強大感到不安，揮軍進入莫斯科的邊界，但莫斯科人做出有效防禦，讓阿合馬的軍隊無法越過奧卡河。韃靼人只好撤兵，至此莫斯科不再對金帳汗國繳納貢金，從屬地位從此結束。隨著諾夫哥羅德戰敗和韃靼霸權地位的不再，莫斯科的霸權基礎就此奠定。

在伊凡三世於一四七八年征服諾夫哥羅德之後，金帳汗國再一次出兵莫斯科，要求恢復進貢。這一次，阿合馬可汗和卡西米爾四世結成聯盟─這位波蘭國王暨立陶宛大公會答應結盟，是因為對諾夫哥羅德的陷落和莫斯科在立陶宛邊界與日俱增的威脅感到憂心忡忡。立陶宛軍隊答應在韃靼人攻擊莫斯科時從旁協助。一四八  年秋天，阿合馬進抵莫斯科公國邊界上的烏格拉河準備開戰，但立陶宛軍隊始終沒有出現。原來，立陶宛的南方，主要是烏克蘭人居住的土地，此時正受到金帳汗國另一個繼承人克里米亞汗國的攻擊。少了立陶宛人的支援，阿合馬不敢貿然越過烏格拉河，最後只好退兵。這撤退在俄羅斯歷史上非常著名，被認為是莫斯科擺脫「韃靼枷鎖」和確立主權長久努力的決定性事件。自此，莫斯科以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的身分展開自己的歷史。

莫斯科人得以占上風，除了因為伊凡三世軍力強大，還因為他的對手卡西米爾四世不願意容納基輔大公的後人繼續掌管他們祖先統治的土地，包含現在的烏克蘭和白羅斯。隨著伊凡三世吞併了一個又一個公國和用他的基輔羅斯血緣合法化這種行為，卡西米爾決定廢除當時仍然存在於立陶宛大公國版圖內的唯一羅斯公國，即基輔公國。

一五二  年代，莫斯科的知識分子炮製出一本新的宗譜，稱為《弗拉基米爾諸大公的故事》，用它把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從前的弗拉基米爾諸大公和羅馬帝國的開創者奧古斯都連結在一起。這種連結是靠著一個傳說人物普魯斯作為中間環節達成。普魯斯據說是奧古斯都的弟弟，如此一來，羅馬帝國的創始人和莫斯科的統治者便有了共同祖先。但弗拉基米爾諸大公（和後來的莫斯科諸大公）又是怎樣和普魯斯扯上關係的？宗譜編撰者採取的解決方法非常簡單：用另一個傳說人物作為中間環節，而這個人就是基輔羅斯的奠基人留里克。根據羅斯編年史的記載，留里克是來自北方，而該地區據說又是奧古斯都分封給普魯斯的王冠上鑲有中亞的黃金和珠寶，還編織著三層看不見的歷史神話：第一層是基輔神話，然後是拜占庭神話，最後是羅馬神話。在設法把自己連結於羅馬時，莫斯科無論是取道波羅的海和普魯士或是取道黑海和君士坦丁堡，都無法繞過基輔，亦即第一批留里克王朝大公的根據地，沒有它，莫斯科能夠提出主權主張的土地便只剩下蒙古人的遺產。在莫斯科從一個附庸國變成主權獨立國家再變成帝國的過程中，基輔神話變成了莫斯科意識形態的奠基石。它的統治者後來將會發現，他們想要擺脫這個起源神話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仍舊是難之又難。

莫斯科教會和東方各牧首的關係在十五世紀中葉破裂，當時，羅斯的都主教希臘人伊西多爾被關進莫斯科一座監獄，罪名是倡議東正教和羅馬教會的統一。

在十五和十六世紀，莫斯科同時被想像為一個新耶路撒冷和一個新羅馬，但最引起歷史學家注意的卻是莫斯科作為「第三羅馬」的觀念，因為這個比喻啟發了一種教會－皇帝關係的新模式。

耶利米在其他文件中都沒有把莫斯科稱為第三羅馬。這強烈顯示，詔令是莫斯科方面擬稿，耶利米只是負責簽字。歷來第一次，這個形成於世紀之初的觀念被拿來促進莫斯科教會和國家的目標。當初，菲洛費提出這觀念是為了保護教會，讓它免於被世俗權力侵犯，但現在，它卻被改為用於加強新創建牧首教區及其實際控制者沙皇的地位。莫斯科已準備好為自己在東正教世界爭取首位。

混亂時期對形成於上一個半世紀，即蒙古統治結束之後的莫斯科歷史、政治和文化認同帶來了新的挑戰：一方面，這個危機開始於把沙皇與他統治的國家分離開來的過程，因此奠定了近代俄羅斯國家的基礎；另一方面，驅逐入侵者波蘭人的愛國熱情也讓效忠沙皇和效忠教會及祖國（ fatherland ）變得密不可分。在該時期的官方論述中，不忠於三者的其中之一被等同於同時對三者不忠。

東正教聯盟於焉誕生。發生在西歐和中歐的「三十年戰爭」已在一六四八年結束，但東正教和天主教在東歐的戰爭規模反而擴大。莫斯科人和哥薩克人在佩列亞斯拉夫舉行談判時，有一些重要問題談不攏，包括沙皇的義務和他的新子民的義務。後來，因為莫斯科的使節拒絕代表沙皇就談定的條件宣誓─哥薩克人習慣了波蘭官員代表國王宣誓，也引發了一場小危機，但因為赫梅利尼茨基不想因此危及聯盟關係，旋即讓步。這種地緣政治議程差異和政治文化差異最後用東正教兄弟情誼的修辭掩蓋起來。

到了十七世紀中葉，莫斯科已經把混亂時期的震盪完全克服。它帶著新的自信回到國際舞台，深信自己在東正教世界肩負重要使命。重新認定烏克蘭和白羅斯的東正教徒是貨真價實的東正教徒，並願意為他們之故對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發起戰爭─這種態度標誌著莫斯科對外方針發生了重大改變。這種改變既和宗教戰爭的新時代同步，也和新教改及天主教改革所帶來的國際政治新局勢同步。至此，「第三羅馬」論述在莫斯科從一種防守策略轉變為進攻策略，接下來的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愈來愈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