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周二，下午大约三点，Hansen打电话给我。
这是我与Hansen的第三次谈判，双方依然关于N+？的经济补偿金问题争执不下。双方都在拼命地迫使对方让步，自己又不想轻易退步。所以，谈判进入拉锯战，进程有些缓慢。
但，即便如此，彼此还是不愿意撕破脸、彻底谈崩，这是我们默认的底线。
5月21日午饭时间，办公室空无一人。我在电脑上报完客户急等的价格，端着茶杯走向茶水间，在门外就听到里面有人说话，言语间似乎提到一个人。她们提到的这个人在Q市，刚离职。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
一人说：“赔了30几万，这下发了。”
另一人道：“哇，这么多，足够TA在Q市两年不用工作了。这是赔了N加几呀？”
“好像是N加6还是N加7，大概是吧。”
“公司一下给TA那么多，以后我至少开价N加7。”
“就是！公司不是一下给的，先给了N加3，剩下的每月以工资给。”
“啊！人都走了，还可以领工资？”
“管他呢，能拿到钱就行！”
我一边听着一边琢磨，原来他拿了那么多钱走，如今公司想开我，我要N+7就不是史无前例的头一个了。
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情报汇报给田老师。田老师听了，感叹道：“他们胆子真大，竟敢这样操作！”
我不太明白，田老师解释给我听：他们这样操作，其实风险很大。一方面，Q市那个人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之后还继续领工资，双方签了保密协议似乎万事大吉了。万一那个人在此期间有个三长两短，人命关天，双方必定闹得不可开交。公司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不追究才怪！另一方面，他们这样暗箱操作，空间很大；为了利益，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如果公司知道了，他们肯定没好果子吃。
他们还真是胆大妄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样看来，他们肯定不干净！
经过我们的推理和分析，30多万绝对不是N+3能达到的金额，应该是N+6或者N+7。
田老师建议：“这个信息也许对你的谈判有利。他们应该很怕此事外泄，你可以威胁一下，说不定他们急着封你的口，就同意给你N加7了。时机成熟时不妨试试！”
我也觉得可以试试，还与田老师探讨了威胁他们的具体细节。
5月25日，又是一个周一的早上，十点左右，Hansen打我的手机，双方进入第四次谈判。
开场还是老生常谈地讨价还价，一番争论以后，我改变了策略。
我问Hansen：“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这段时间被公司约谈的不是我，而是你家的兄弟姐妹，你能这么轻易就同意N加1？会吗？”
Hansen愣了一下，顾左右而言他：“从情感上来说，我是理解你的，但是公司就是这样的规定，我也没有办法。”
我说：“哦，所以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问你这个问题，是让你换位思考，站在我的角度来理解一下，也许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不同意N加1了。现在，我们已经谈了一周多了，我们的谈判出现了死结。你不能只盯着我一个人逼啊，没用的。”
Hansen依然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说：“庚双，如果是我家里人，我会告诉他们同意。”
我气笑了：“哦，真的吗？还是你想达到今天谈话的效果，你昧着良心说话。”
我瞬间感觉到他可能也在录音，所以他不会正面回答我这个敏感问题。
他说：“当然，我们如果在这个数字上不能协商一致，我们还可以想其他的方案。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待岗，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Hansen又提待岗方案，更像是在录音了。他就是要旁敲侧击地逼我接受N+1的赔偿方案。
我想，这才是他今天谈话的重点吧。
我说：“我不接受待岗的方案！”
Hansen仍然想试图说服我，他说：“从明天开始，到12月31日结束，在这段时间以内，公司会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到2000元，支付给你。公司依然会给你缴纳五险一金。12月31日前，公司再跟你进行工作的review，届时再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来安排你的工作。当然，详细的内容，我会以补充协议的方式发给你看看，你也考虑考虑。”
我很坚决地说：“我不同意待岗方案，不同意！Hansen，你能接受待岗吗？”
Hansen说：“公司想跟员工协商解决，公司提出了两个方案，供员工参考。你先不要急着拒绝我，你好好思考思考。毕竟待岗还保留了你的工龄和你在公司的工作，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我认为公司已经尽力了。”
我当面拆穿人事部的阴谋，说：“哦，是吗？公司保留我的工龄，每个月支付我不到2000元的最低工资，到年底了，再裁我，对吧？然后，你们再按照我近一年的平均工资水平给我计算经济补偿金，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响啊！你们当我是傻子吗，任人宰割？这种“待岗”方案居然也想得出来，太缺德了！”
我有点被这个恶心的方案给气着了，激动地再次重申：“我不可能同意N加1，也不可能同意待岗。你们别白费力气了！”
Hansen有些尴尬地说：“当然，你的合法权益，我能理解的。”
我生气地说：“但是你们一直在逼我这个弱势群体。”
Hansen赶紧解释道：“我没有逼你哦。”
我说：“你所谓的没有逼只是没有天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签字而已。但是，你在谈判中代表公司，强势得一步都不退。”
Hansen说：“我们退了的哦，之前是N加1，现在差不多N加2了。”
我说：“你想过吗？如果员工N加2能接受，那她为什么不接受N加1？多的那1个月工资值得她如此劳神费力吗？她真就差这点钱吗？那是因为员工觉得不合理、不公平！你们要搞清楚，现在问题不在我这儿，在公司这个强势方！”
Hansen很不耐烦地说：“那李庚双，你到底是什么诉求呢？”
我说：“Hansen，我不是之前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吗？你可以反复听听你的录音啊。你们可以考虑把我的last working day 放到8月底或者9月底，再签一个N加3也可以啊。你们人事部不是以前就这么干过吗？谈判嘛，总是双方都要相互努力、相互理解、相互退让的。我不是不可以退让，但公司一定要给出诚意，不能只逼我一个人退让。如果要我减一些，公司就得加一些，大家才有谈成的可能啊。我相信我也不是不好商量的员工，我做销售这么多年了，我自问还是很讲道理的。”
Hansen很轴地说：“我有给你争取啊，公司都已经给到N加2了，更多的公司给不了。”
谈话陷入僵局，我再一次沉默了…… 电话那头的Hansen感受到了这种低气压。
不知道是因为Hansen太年轻了，还是因为他很少跟员工谈离职，经验太不丰富。所以在谈判中他get不到对方的点，更遑论能够很好地回应对方和引导对方了。
大家谈不下去了，怕彼此进一步激化矛盾。
于是，这一次谈话不欢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