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两汉为何独尊儒学这个问题，我们先引入了一个大的学术历史背景，即两汉时期是一个学术整理的时代，其因何成为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已经在上一篇里作了说明，那么这一篇我们就要解决接下来的问题：为何在东周不为列国所用的儒学自汉武帝时走上了政治舞台。先秦之学众多，法家为秦所用，其遂有天下；道家为汉初所用，则恢复社会之民生。那么为何汉武帝却弃之不用而选择了儒学呢，以前学历史课文的时候，上面写着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之说，其说颇受汉武帝之认可，儒学遂成为官学。彼时年幼，遂以为历史之改变不过数人数言于数时便可决定，于是不复深思，此认识实在是大有所误。历史之所以成历史，实乃历史之功也，每个人身上皆有历史的影子，只有一时代之人所共举才有一时代之历史。

故而儒学能成为两汉之官学，必有历史发展之缘由，而非一人所能决断。当始皇帝统一六合、一扫宇内之后，大秦帝国仍沿用法家之学说，但是我们之前说过法家之宗旨在于“法自然”，面对东周之乱势，用整齐严酷之法治民治兵自然能造就秦国的强盛，但是当天下已经统一且治理太平的时候，确实已经没有必要沿用严酷之法了。当然秦国的快速灭亡并不能归咎于其用法家之学说，不过当时的掌权者却都一致以成败论事，将秦的刻薄寡恩、终致二世而亡归咎在法家之说上，这样，法家之学就遭到众人的忌讳，不愿再用。

而当时天下初定，历经多年战火的大地早已残破不堪，一切都急需一个安静稳定的环境来修养生息，社会不宜再有动乱，于是自上而下皆奉行道家的清静无为、使民自定。故道家之学行于汉初，“萧规曹随”一语便是此种情形的表现，而曹参尊黄老以相齐国及后来继萧何为相，都确实使得社会生产力快速恢复，大有益于天下，得民之称颂“载其清靖，民以定壹”。

以上便是自秦至汉初的时代大背景，那么曹规怎么没有被沿用下去呢，且细听分说。道家之观念崇尚无为而治，这是此前说过的，人力之于天地，不过芥子大小，实在不能违逆自然之发展分毫，所以道家辄认为君王只需要高坐其位，任社会自由发展，那么人民自然能够安定。但是这种观念在太平盛世或许行得通，在当时社会已显颓态的情况下却是很难长久的。

汉武之前的时势是怎样的呢，儒学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舞台的呢？这事得从汉高祖说起。高祖刘邦自其起事就靠打仗得天下，天下初定时，陈豨、黥布又跳出来造反，又要打仗。他在位时，国家总是干戈迭起，疲于征伐，这让他无心寻求治国之办法，加之高祖素来贱儒，还曾经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他便决计不会用儒家学说治国了。到了惠帝时，真正控制国家的是吕后，而大臣们又多是战将出身，吕氏陷于权力斗争，亦难有心寻一法以治国。惠帝之后是文景，文帝好刑名之说，专事于安抚当时的同姓王；到了景帝时，又有个窦太后，喜好黄老之学，加之当时七王之乱，同姓王皆不安分，社会始终不怎么太平，儒学也就不被重用。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社会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有两个：一是得改正制度，制度的混乱导致社会的混乱，天下遂不得太平；二是要兴起教化，不事教化则无所谓人心。这两者都是必须去做的，只有制度正了教化兴了，国家才能安稳兴盛。而诸家学问之中，最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儒学了，儒家学说本就重于教化和礼仪，是最符合当世之时的学问。所以儒学的兴起是历史大势之所趋，能兴太平于乱世之后者，儒学可谓当仁不让也。《史记》记载，始皇帝在焚书坑儒之时曾说过：“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奇药。”大概始皇帝也曾经想过要以儒学治天下、迎太平吧，只是始皇帝一统之后便北逐匈奴、南定百越，为万世奠基，未能有闲暇改正朔兴教化，若上天再加以其年，可能便是不同的结果了吧。

同样伟大的人大抵有着同样伟大的思考，始皇帝想做却没能做的事情终归是由一个和他一样的雄主来完成了。元光元年，武帝下召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献《举贤良对策》，遂成罢黜百家、儒学兴起之开端。

儒学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了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这本是儒家几百年来的心愿，孔夫子当年所追寻的终于在这实现了。遗憾的是，历史不会沿着个人愿望所发展，儒家思想从此渐渐成为掌权者的工具，儒学在两汉渐渐变成了经学，失去了本来面目。

儒学兴起了，先秦儒家却渐渐淡没了。

历史之下，人皆是其背影。下篇我们来说说所谓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