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委质为臣”，就有从一而终、至死不渝的义务，而在豫让这里，“委质”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手续而已，真正的约束力并不来自于这个形式或手续本身，而是来自主君的态度。这就意味着，战国时期君臣之间隐隐然呈现出了对等关系，君主不能再用空泛的身份义务来要求臣子了。在身份社会里，你是什么身份，就有相应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当身份社会瓦解，规则就变成了：你受到怎样的对待，就该怎样回报。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君主对臣子不尊重，那么臣子是不是可以背叛，甚至造反呢？在战国时代，这种价值观真的可以成立。
人的个体意识、自尊意识，还有对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都在突飞猛进，君臣关系逐渐变成了双向选择，“合则留，不合则去”。
所以在《战国策》的版本里，豫让还留下了一句经典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观念的变化，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稳定的宗法社会里，一个人的身份会跟随人一辈子，跨界和跳槽都是难以想像的事情。而随着礼崩乐坏，宗法结构逐渐溃烂，竞争日趋白热化，人才变得越来越抢手。这就意味着，在人才市场上，供求关系逆转了，人才掌握了更大的议价权。在社会关系上，人的价值和商品价格一样，取决于，且仅仅取决于供求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出现了《孟子》的一段名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在司马光看来，孟子不但学术不纯，连动机都可疑，恐怕只是个举着古圣先贤的大旗给自己找饭碗的家伙。因为孟子的价值观很接近《史记》版本里的豫让，对名分看得淡，几乎没有什么身份意识，这不是儒家该有的态度。
纯正的儒学，一定会把名分放在第一位。作为家臣，家臣这个身份就已经把权利和义务通通规定好了。作为女人，女人这个身份同样已经把权利和义务通通规定好了。无论主君对家臣是轻慢还是尊重，都不会改变家臣的权利和义务，家臣该自我牺牲的时候就要勇于自我牺牲。无论男人对女人是爱还是不爱，也都不会改变女人的权利和义务，女人每天该打扮的时候就要好好打扮。你爱，或不爱，尊重，或不尊重，权利和义务都在那里，不增不减，不舍不弃。那么，“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种奇谈怪论，显然是礼崩乐坏的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