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去火车站接母亲，她从老家带回来两个大皮箱，一个约莫六七十斤，一个有二三十斤，六七十斤的箱子滚轮都已经折断。我实在无法想象母亲怎么将它们从老家的坝子里搬上汽车，挪到火车站，又从火车上挪到站外。
尽管我无数次强调不用带什么特产，她还是保持着能带则带的原则。
重箱子里全是肉类，有土猪肉、土鸡、土鸭、牛肉、羊肉、香肠、腊肉，轻箱子里是各种杂菜，有咸菜、酸菜、腌菜、苕粉、折耳根、蒜苗、香菜、白菜，还有一包干蘑菇入了我的法眼。
“好香的菌子！”我迫不及待打开褶皱的塑料袋，汲取干菌子浓浓的香气。
母亲好几次回老家时，我都向她念叨着老家的蘑菇。
“这个天哪有菌，六月间下了大雨出了太阳才有咧。”
新鲜蘑菇的生长条件确实极为苛刻，不仅要有湿润的腐殖质土地，还要有充足的光线和温度。
“记不得你上山捡菌被长脚蜂追着屁股跑的事儿了，还这么馋。”每每谈及蘑菇，母亲就有不少的笑点，欢笑声使她苍老的脸上焕发出朝气。
小时候，在我心里，母亲就像神仙一样，总能知道菇会在哪个时间生长在哪个地点，而且还能精确到长什么菇出来。那时她还没有跟着父亲出远门打工，我也才六七岁的样子，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以及调皮捣蛋的时候。
有一次，母亲一大早干完了农活对我说:“儿子，走，三里坡摘菌去，这个点，那里肯定长满了红菇和青头菇。”母亲背了个背篼带着我去了三里坡，那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去深山里采蘑菇。
经过青葱浓翠的玉米地，穿过满山杜鹃的杉树林，来到三里坡。三里坡是一个不高也不陡峭的土山，由三个坡地两个坡弯组成，山麓卧着一条小溪，山上植被郁郁葱葱，两坡长满密密麻麻油松，另一坡长满青冈、樟树、茶树等阔叶植物。母亲带我走进油松林地一隅，指着一个坎下：“看，好多红伞伞。”那是我的印象中第一次看见密密麻麻的红菇，也是第一次看见红菇，它们散乱地躲藏在褐色的枯松针下，犹抱琵琶半遮面般露出血红的伞帽，那红色比我看见的任何红色都要浓厚，接近于玫瑰红或高粱红，但更具光泽。我迫不及待跳下小土坎，蹑手蹑脚但专心致志地采摘起来。没过多久，我大叫一声，额头猝然吃痛，抱头鼠窜，嚎啕大哭，弄得目前不知所以然，马上丢掉装了一半蘑菇的背篓朝我跑来。我也朝她跌跌撞撞地跑去，一群嗡嗡嗡嗡的长脚蜜蜂紧随其后，叮在我的脑勺后。原来我只顾着捡蘑菇，一头撞上了枝丫上的蜂巢，长脚蜂们看我偷了家，疯狂围攻了我。后来每次去采蘑菇，我都留十二个眼，免得遭受这无妄之灾。
后来母亲又带我去青冈林捡青头菌、鸡油菌、露水菌、奶浆菌、煤炭菌、刷把菌以及一些知道名字但不知道用什么字表达的菌子。她总是能知道哪里长了什么菌，后来我问她为什么对这些菌子了如指掌，她的回答很普通：“因为我嫁过来就经常去采呀，哪里爱长什么菌，记住就晓得啦。”我对这个回复失望至极，以至于神仙一般的母亲在我眼里变得暗淡。后来母亲就跟着父亲出门打工去了，捡蘑菇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因为爷爷常年出门做木工，奶奶眼睛不好使，进了深山啥都看不见。
母亲除了教会我蘑菇的生长地，还教会我哪些蘑菇不能吃，还时常告诫我不认识的蘑菇一定不能吃。老家蘑菇毒人的事件是绝对少不了的。此外，她还教授我煮蘑菇的方法，那就是一定要用大量的大蒜沸水狂煮蘑菇一个小时以上，而且还不能盖锅盖。煮了之后用开水冲刷干净，再进行爆炒。当然我的手艺是不如母亲的。
世事漫如流水，如今我们在大城市安家，算是过上了好生活。但母亲还是常年回忆着家乡，尽管那个家乡曾让她伤痕累累。听母亲说到她可是跑了十几家邻居才凑到了一袋不到两斤的蘑菇时，我就知道她总是想念着家乡，可能是因为那里有我最快乐的时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