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阴郁的冬天，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了屏。明明和自己没关系，明明讲述很冷静，却让我尽情抹了一把眼泪。
让我触动的有三件事。
其一，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足够强大，可以抵御肆虐的细菌，可以冒险在雪夜顶着5级大风开车；有时候我们又那么脆弱，不能耽误哪怕一点点做法事的时间，不能坚持自己哪怕正确却可能不受欢迎的想法。
其二，每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原来是那么的不堪一击。贝多芬说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有人甚至因为命运带来的咽喉炎就被扼杀了生命。你以为你可以选择生死，或者至少可以选择如何“走进那良夜”。但其实最不可能做选择的就是自己。即使你多么不愿意被插管、上人工肺，哪怕那感觉是上刑场、千刀万剐，你的妻儿、父母都没有勇气为你选择一个不。高三的那段日子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整夜整夜的失眠，那种痛苦让我懂得了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无力感。面对生死，这种无力感还要放大千万倍。也让我想到外公过世之前的那一年多的时间，浑身插满管子在病床上动弹不得，我们在一旁静静看着，怕他没了知觉，更怕他还有知觉。西医是如此高明而残忍地为人类发明了各种续命的酷刑，让人在生死面前，失了风度和淡然。
痛苦的生与有尊严的死，究竟要如何选择？
其三，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作为家庭主心骨的那份沉甸甸、却又脆弱到令人害怕的责任。表面上其乐融融的家庭，其实完全经不住一次像样的打击。当社会还是目前的情况：最需要的药买不到，要自己去别的城市的医院买；要大量输血时，只能号召发动身边的人“互助捐血”来换，或者找“黄牛”；病重之时，如果没什么关系，甚至找不到医院愿意接收。我们能做的可能只有祈祷厄运不要降临到自己身上。
死亡是中国人特别避讳谈论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态度也是让人好好生活，莫问前路。也可能是孔子也不想面对这个棘手的哲学问题。
最近一期的奇葩大会，刘可乐讲了她患躁郁症的经历。弹幕上各种人喷她，还有说她一看就是精神还不正常，我想，他们应该是还没有看到生命残酷和破碎的地方。她说到有一个病友问她，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她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终于体悟，追问意义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在做测试问卷时，有一个选项是让她自己判断自己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医生告诉她，设计这个问题的初衷在于，病人是否还在乎自己对自己的看法。生死之间，你真正需要面对的只有自己，死亡是一个人的旅程，却不得不面对其他人的目光和撕扯。她说“病痛可以是一个诅咒，也可以是一个馈赠；脆弱可能是你的软肋，也可能是你的出口”。正是这个病让她明白“不必格格都入，每时每刻人地皆宜”，即使可能“就是过不好这一生，只能很努力的在生活中挣扎，但可能这就是生活的意义”。直面死亡的可能，并看清人生在根本上的孤独和残缺。
马东、蔡康永、高晓松都对她的讲述赞誉颇高，康永更是说出“最好的一个演讲”的评价。然而，如果我们把这段演讲和《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做一个对比阅读，你会发现，讽刺的是，对生命和对死再透彻的理解，也只能让你更好的活着，却没办法让你选择如何有尊严的去死。当你这一生看清生活的面目却仍然热爱生活，当你心满意足的走到生命尽头，当你已经可以安然面对死亡的结果——你没办法面对的可能是死亡的过程。
与其说“未知死，焉知死”，不如说“未知死，焉知生”。死只能被认识，而生才是可以努力的。
也许正因为要死，正因为怕死，在高悬的死亡之剑的恐惧下，在奔流的光阴之河的裹挟下，我们才更要好好活着，抓住每一个有可能有那么点意义的，瞬间。
而面对如何去死，如何有尊严的去死，我们和这个社会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死的结果的认识，让我们更好的活着；而对死的过程的认识，却让我们吓得瑟瑟发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