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书中《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一篇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如果说书中的其他篇章是在主要表达苏力老师的学术思想，而这一篇，通篇感受到的都是苏力老师身为学者的求是态度和严谨的治学之风。虽是在谈法学研究，却并不仅限于法学研究，这种态度和精神置于任何学术研究领域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1、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或他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的

苏力老师对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就在“一些人看来并不起眼的一点——引文”展开的。他指出，看国内的一些法学著作和刊物，包括一些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许多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注。从表层看，这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而从深层看，却是表明学术界“没有借鉴和学术积累”。

只有站在更高的山上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学术研究中的每一点进步与创新无疑都是在已有基础上新的突破与发现。如果只是用改变句型和序列的方式重复别人（或自己的）同一个观点，在苏力老师看来，那并不是学术研究，而应称之为“宣传”。

我们身处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所有的知识都做到掌握和了解，因此，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更是必不可少。

“引证他人也就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形成学术共同体，建立和保持学术对话的可能性和能力的过程”。

表面上看似简单的引文和引证问题，实则关乎学术研究的借鉴、对话与交流。以小见大，发人深省。

2、做学术研究要有质疑的精神

依然是围绕引文和引证的问题，苏力老师指出，“许多人对为什么要引证却并不明白”。

引文或引证是学术研究过程中论据或论点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是帮助学者在阐发自己的观点时提供依据和佐证，是为了使作者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其继承者的语录或中央的文件决定等，也不应当被机械地当作真理或结论来引用，倘若如此，真理便被僵化终结了，于学者的研究，也难免有预设结论之嫌。

由此想到，不论是读书还是做学问，我们都要保有敢于质疑的精神，不唯书，不唯上，方能保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思考和立场，话虽如此，想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因为质疑的精神首先来源于知识的广博与积累，其次来源于对所学与所得的思考。如果只是读书而不思考，便只能称之为学习的机器，而不能归为做学问之列了。

3、做学术研究要有开放的学科视野

苏力老师特别提倡的是交叉学科的研究。

“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结构、学科划分基本是西方的，是西方近几百年特别是劳动分工、职业化、专业化的产物。但世界并不就是如同学科那样严格划分的，学科和知识或世界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精密的对应关系。世界是一个整体，社会活动是一个整体，知识也是一个整体，各学科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苏力老师的新著《大国宪制》便是如此。从宗法变迁到行政区划，从农耕文化到宪制公民，从武功到文治，从货币度量衡到科举考试精英政治，历史、哲学、法学、政治、社会、人文兼而有之，洋洋洒洒近50万字，读来却让人丝毫不觉疲累，每每捧起，总是爱不释手，不得不感概，做学问、写文章至此，乃真大师是也。

自此也更加坚信，即使是学术的著作，也并不总是枯燥。尤其是大家们的著作，不论是马恩原著，还是近当代大师的学术著作与文章，都是旁征博引，海纳百川，或激情澎湃，或娓娓道来，通过丰富宽阔的学术视野，为读者呈现出更加直观立体的论点和论据。由此可见，开放的学术视野是通往学术殿堂的必经之路，并且期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长积累学。

4、做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和本土化精神

苏力老师在文章中指出：要以问题或研究对象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开展研究。

诚然，理论是行为的先导，但只有将理论用于指导和检验实践才有意义，否则就会沦为纸上谈兵。因此在做研究中，要有问题意识，能够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同时要注重研究中国问题。而“不能仅满足于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弄不好只会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中，从而把中国的问题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的工具。”

虽然我国的经济学、法学研究领域多是沿用从西方传进来的学术概念，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和问题，也有自己的智慧和方案。借用苏力老师在《大国宪制》中的开篇大意：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经历多年的分分合合存续至今，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

我们常说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然而这份自信从何而来？她不仅来自于我们对其他国家与民族优秀成果的虚心学习与借鉴，更来自于生动鲜活的本土资源。

对世界的解释是多元的，相信当学术研究褪去它的功利与浮躁，当学者们能够甘于寂寞皓首穷经，中国学术也必定能对世界做出自己的解释与贡献！

5、

虽并不曾见过苏力老师，然书本却犹如邀大师于眼前，思想、知识皆大为受教。不敢奢望学识，单那种精神与态度能够向大师靠拢便已属不易。“‘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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