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上，存在两种空洞。
第一种，作品通篇由浮华辞藻堆积而成，却没有一条经得起推敲的主线作文章的脊梁。
比如说，白落梅。
“像林徽因这样温柔而又聪慧的女子，她的一生必定是有因果的。所以祖籍原本在福建的她，会出生在杭州，喜爱白莲的她，会生于莲开的六月……”
“徐志摩一定对她说过，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而林徽因一定纯净地看着他，点头道，我信。”
“我相信，林徽因在病榻上想得最多的应当是徐志摩。她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和她在阳光下晒书品茗，在月色里赏花听风的男子。梁思成无微不至的关照，金岳霖不离不弃的陪伴都无法填补她内心深处的空落。”
需得承认，她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这样的文字，跟好莱坞特效大片是一个性质，属于“过瘾派”。不能说盗书剽窃的“文贼”就不是贼，同样，也不能说文学上的媚俗就不是媚俗。
至于为什么是徐志摩呢？因为徐志摩也是一位诗人呐，代言了浪漫。试想白落梅是一本建筑杂志的专栏作家，说不定也会看好林徽因和梁思成。
也有人幽默道，用这样的风格写乔布斯传是这样：“像乔布斯这样坚韧而又聪慧的男子，他的一生必定是有因果的，所以一出生便被生母送人......乔布斯创造了梦幻般的苹果产业，上帝怜他，许他一段美丽的死亡，他死在了苹果成熟的秋天。”
看来即便强牵附会，也要讲究取材。林徽因、徐志摩，听起来就诗意。
至于两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书中想象的那种情愫，是无可考的。正因为无可考，所以说这本书不好是不好在“失实”，当然也是无依据的。
不能断定为失实，更不能断定不好，只能说是空洞。“空洞”这个词有杀伤力么？
年少时，有长者批评我的文章空洞无力，我听得脸红得发热，反省很久。
究竟是“最唯美、最诗意、最精致”还是“最苍白、最拖沓、最平庸”呢？
我说，还是少一些形容词比较好。
网络上有人问，“如何看待白落梅这类风格的文章”。这样的问题一出，至少表明两件事：
一，问者对该类文章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二，此一类“问者”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一”是好事。因为我们对一切问题都应持怀疑态度，“绝对”只是哲学上的究极概念。
“二”是坏事，如何看待一类文章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不必妄图通过他人矫正自己。另外，既然做到了“一”，实在不必再怀疑自己。
最后问一句，“空洞”就不可取么？
我觉得可取，但要及早去取。想驾驭那样的文字，需要很好的语法基础。在年少时培养这样的能力，对于想要从事写作的人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不过上了年纪，就不要那样了，怪那个的。
第二种，是由于话题之大、视野之广、姿态之高显出的“空洞”。
实际上，这并非是一种空洞。“大”字眼一出，有人总要呲之以鼻。
惯于谈“小”的人，常常嗤笑谈“大”的人。窃以为“小”是正经事，“大”就冠冕堂皇。这里，姑且引用木心先生的话——有人笑我，“用大字眼！”我也笑，笑问，“你敢用？”
现代的问题，不用全局的、总体的视角去看，就看不明白。但是，一旦站在高处看明白了，整个人会更加艰难，因为现实是不幸的。不幸的意思，不是非要让你做“对”或“错”的事情，而是不让你做“想做”的事情。更不幸的是，是看透不幸者的能力还不足以应对那种不幸。
意识到了以“不幸”所代表的真相，姿态便拔地而起。这时候写出的文章，就不再着眼于具体的事件，而是描述“背后的共性”。这种描述可以用贴近生活的语言，如王小波先生；可以用文学性的语言，如木心先生。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跳脱出人们日常阅读习惯的范畴。
时代、文化、现象、未来。
谈及此类，人们会觉得与自己无关，毕竟昨天是否又拆掉了一条古香古色的北京胡同，和今天我上班能赚多少钱没有任何关系。
看待文学，要用科学的眼光，而不是道德的眼光。同样，看待群众，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所有人都高瞻远瞩，心系家国。在自身需求还没有满足之前，哪里有余力关心族群的需求呢？更何况，即便高瞻远瞩了，不手握实权也毫无意义，没法动这个既定的世界分毫。
这样想，就赦免了很多无辜的人。
很多人，只想好好过完这一生，我也一样。在这一点上，古往今来鲜有例外，大概没有谁希望自己过“不好”的一生。差别只是，对“好”的定义有天壤之别。
文字的生命力，体现在第一种空洞；思想的生命力，体现在第二种空洞。
现代有为的青年作家想要存活，需在上述二者的夹缝之中找到位置，在“文学性”与“通俗性”之间做出适当的平衡。不能只顾说理而不考虑文章的可读性，也不能只顾卖弄而抹杀掉文章的思想性。
在这场自我的博弈中，首要的是确定自己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