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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滔天洪水》
在 1919 年 4 月的头几天，和会进入了关键阶段，赔款问题越来越成为建构和平的核心所在。赔款的支付不仅是财政问题，同时还是对德国是否遵守《凡尔赛和约》的持续监测。声名狼藉的战争罪条款第 231 条，其实不是在说德国的“罪行”，而是在说它的“责任”，它需要为因同盟国“侵略而强行发动的战争”给协约国造成的损害负责。至于法国，它指望着协约国共同承担责任以确保赔款的支付。莱茵区的占领军最终将会撤出，萨尔区也可以返还，但条件是德国要履行其赔偿义务。
在德国人看来，赔款要求会带来无法避免的、残忍的债务负担，这在某种程度上比和约中与领土相关的规定还要面目可憎。割让领土只会对边界地区造成直接影响，而赔款则不同，它关系到德国的每一个男女老少。毫不夸张地说，它每天都在折磨这个国家，这个重担会压在好几代人的身上。民族主义鼓吹者把赔款说成束缚和奴役。
确实有人幻想着要把萨尔区变成殖民矿区；巴黎方面曾经有人在无意中说出，要把德意志“奥斯曼化”。只有听听这些帝国主义时代的回声，我们才能理解德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痛恨向他们提出的金钱索赔。
对于协约国来说，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最明显不过的事情就是，协约国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已经被永远改变了。对于法国来说，这一打击无疑是最为严重的。在战争之前，巴黎是仅次于伦敦的国际债权人，可现在，法国却成了一个窘迫的债务人。法国的对策之一便是牺牲德国，以使欧洲经济重新恢复平衡。有了德国的煤炭和阿尔萨斯 —— 洛林的铁矿，法国的重工业会首先得以加强。
在威尔逊政府看来，法国所推动的协约国内部组织其实就是“英国人”将要“在伦敦确立的某种安排”“是要花我们的钱、用我们的食物来供应整个世界”。胡佛坚持认为，唯一能保证“正义”得以“全面”实现的，就是让美国独立行动。
法国北部的重建已经迫在眉睫，数百万人需要重新安置，村庄需要重建，农场需要新的牲畜，工业需要重新恢复。刚开始的时候，这些费用需要用法国民众的存款或者是伦敦和纽约的贷款来支付。到 1922 年时，法国政府已经在被战争破坏的地区预付了相当于 45 亿美元的抚恤金和重建费用，这些钱基本上都来自国内借款。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德国还需要多久才能承担起提供资金的重担。
英国人坚持把抚恤金的问题纳入讨论，这违反了停火时的承诺。柏林方面已经同意支付重建费用，并赔偿德国军队侵略所造成的破坏。把协约国福利开支所需的费用也算进来，这有点过分了。 1919 年 4 月 1 日，威尔逊总统本人必须要做出决定。接下来进行的那场辩论被视为威尔逊向狡诈的欧洲举手投降的典型事件。
只有迫使敌人进行赔偿，才能让正义得到伸张
为了补偿眼下重建所需的费用，德国要在 1919 年和 1920 年支付一大笔钱 —— 约为 50 亿美元 —— 以供协约国急用，其中大部分以实物形式支付。整个过程将在一个赔款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这个委员会还需要在 1921 年 5 月 1 日时确定最后的赔款总额。整个偿付过程至少将一直持续到 1951 年。如果年金过高，德国有权进行申诉。与此同时，德国需要开出价值 200 亿金马克的借据，覆盖它在 1921 年之前需履行的义务；另外还需要开出 400 亿金马克的借据，覆盖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时的总额度（分别为 48 亿美元和 96 亿美元）。如果德国经济状况得到了充分改善，就还需要再增加 400 亿金马克。
在英国政治集团的自由主义派别中，凯恩斯大概是最直言不讳的一位。在他看来，战争是更深层面问题表现出来的痛苦症状。
凯恩斯也始终不得不努力克服自己心里深切的疑虑。 1916 年，他想办法获得了兵役的赦免，但并不是因为他的战时工作，而是因为他出于良心反对兵役。身为国家公职人员，他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但在 1916 年 4 月，他用笔名发表了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支持独立工党赞成和平的立场，文中所阐明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威尔逊后来所呼吁的“没有胜利者的和平”非常相似。但凯恩斯不是一个威尔逊主义者，他是威尔逊主义者的镜像。
凯恩斯承认，完全取消协约国内部的债务将使美国蒙受 16.68 亿英镑的损失。然而，英国作为协约国的净债权大国，也将蒙受实质性的损失，高达 6.51 亿英镑。最大的获益者将是意大利，它将被免除 7 亿英镑的债务；还有法国，它的债务将减少 5.1 亿英镑。在大国之间，从来没有过如此巨额的资金转移，然而，考虑到协约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与它们在战争中遭到的破坏，这看起来也并非毫无道理。
美国人不希望协约国内部各成员联系到一起。为了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威尔逊政府想与每个协约国债务国家进行双边接触，尽快推动国际自由贸易和民间金融的恢复。
1924 年年初，在兰茨贝格（ Landsberg ）的牢房中，希特勒思考自己第一次推翻战后秩序的尝试为何会失败。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描绘了 1918 年 11 月，视力严重受损的他在一家军事医院醒来，却发现战争已经结束，革命正在吞噬德国。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政治家，与这个突然就出现了的新世界进行战斗。
在 1919 年 3 月到 6 月的关键几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还只是普罗大众中的一员，墨索里尼稍微更有影响力些。然而，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都有广泛的基础。数百万人高声疾呼，他们的祖国不应该接受正在巴黎设计的新秩序留给他们的位置，他们必须尽快要求自治，否则就来不及了。然而，当 1919 年 6 月 28 日到来的时候，意大利和德国代表还是签署了《凡尔赛和约》。
阜姆也许曾经是一个意大利城镇，但其腹地显然是斯拉夫人的。而且，它是新生的南斯拉夫王国唯一的大港口城市。威尔逊总统很乐于给奥地利剩下的部分强加一个严苛的和平，但南斯拉夫王国作为协约国的盟友，其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威尔逊身边的专家团队非常坚决，他们认为对意大利做出的任何让步都意味着屈服于“旧秩序”最丑恶的陋习。
意大利急需其战时盟友的合作。然而，在接下来几轮充满屈辱的谈判中，意大利既没有完全获得《伦敦条约》中的全部利益，也没有获得作为国家图腾的阜姆。
1919—1920 年给人们的教训就是，支持接受《凡尔赛和约》的人是对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国的命运取决于共和国的命运及其与西面的宿敌达成妥协的能力。与埃茨贝格尔一样，施特雷泽曼也明白，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是美国。然而，不同于埃茨贝格尔将赌注押在变幻无常的威尔逊自由主义政治上，施特雷泽曼则像罗马的弗朗西斯科 · 尼蒂一样，把赌注押在了一种他认为更持久的力量上 —— 美国商业在欧洲未来经济中的战略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