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诸种感受之中，馋或许是最易满足的了。然则，道德人士常以战胜天性、超越肉欲为人类文明之标志。今天看来，这种看法恐怕是错误的。承认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顺应自然、调适己身，才算得上堂皇正道。可是转念一想，这也不过是人类基本摆脱生存物资贫乏之后创造的新道德辞令罢了，将来要是意识上传，或者横渡星空，只怕也免不了再更新一套说辞。从人之为人以来，人类最孜孜不倦的伟大工程，莫过于将自己的行为道德化、合理化。其中，最受重视的自然是那些必不可少的、无法摆脱的行为，比如食欲和性欲。馋的历史，就是人类的饮食天性在物质条件的变化下不断发挥，却又始终受到道化约束的历程。弗朗罗·凯利耶（Florent Quellier）的《馋：贪吃的历史》（Gourmandise: Histoire d'un péché capital）描绘了欧洲文化中馋的历史。它强烈地要求我们把人类欲望、道德教化和物质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
欧洲中世纪时饥荒频发，食物单调而匮乏。基督教会作为欧洲文明的引路人，以自身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回应：将贪食规定为一种罪恶。在戒律中，贪吃常常和性欲联系在一起，教师们担忧人们酒饱饭足之后便想要进一步发生各种不堪入目的淫秽行为，一如中国俗语饱暖思淫欲。看来无论中外，食欲和性欲都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暗示了人类个体的生存需求和人类种群的生存需求。毫无疑问的是，那些可以“贪吃”的人只能是教士、武士、贵族和富商。与之相对，平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接纳关于贪吃的道德训诫，他们需要的是多吃多喝，是永不耗竭的食物。对极乐世界的想象不可避免的首先描绘了美酒佳肴享用不尽。唉，这种想象果然成为了教会批评的对象——若非如此，教士和贵族那克制的美德从何得见呢？
几百年间时移势迁，欧洲的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饥荒就大大减少（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大饥荒与农业生产能力无关，而是一种通过自由贸易的方式人为制造的大屠杀）。于是，天主教会便松懈了戒律，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的新教接过了严格戒律的大旗。法国残酷镇压了国内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国内宗教上严守天主教立场（在对外政治军事上要灵活得多）。于是，法国教士和贵族们的享乐之路便由暗转明。
随着欧洲对外殖民活动的成功，欧洲人开始接触到来自全世界的香料、饮食用动植物及烹饪方法。这些物质和技巧如此丰富充裕，以至于平民们都能享用美食。无论在哪个时代，美食都不仅仅是食材和烹饪的问题，更是社会风尚的标杆。崭新出炉的美食客们不会满足于吃，他们一定要问：是什么让我们正当地享受食物的欢愉？是什么使不同的食物有了高下之分？人类总是如此！答案不难预料：健康、民族、品味、社会等级。关于健康的知识由医学控制，在医学的变革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建议和禁忌。作为千年来欧洲的文化和时尚中心，美食学和美食学家也顺势降生于法国，一举将烹饪和美食鉴赏提高到了艺术和美学的层次。不论是什么事物有了等次，便不可避免地被借用来标志社会阶层。这种等次越是排布得细腻精致，越是融化了多种多样的道德意味，就越得上流社会赞许。这总令人不由得担心，饕餮美食虽然过瘾，但若事后不能为此发表赏析、精修照片、标榜品味，会不会在某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秘层面暗暗贬低了自己？
P.S. 中国有酸儿辣女，欧洲有咸儿甜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