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新冠疫情第二年，也是各项新政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疯狂的学科培训被“双减”摁下停止键；“996工作制”在大厂“刹车”；熟练掌握“打投、控评、互撕”的饭圈降温；互联网反垄断进入高潮……旧规改变，新政施行。过去浸润在生活中的、司空见惯的“不合理”，在这一年中，逐渐被重视、被打量、被纠正——到了说改变的时候了。

时值年终，在2021年最后一周，我们带大家一起回顾过去一年，公共政策领域的诸多变化，推出“新京报评论——‘破局2021’沸腾年终策划”，希冀通过对政策脉络的梳理与评析，一窥过去一年社会生活的深刻改变，同时为新的一年指引方向，积蓄力量。

2022年，生活奔涌而来，别忘了继续向前奔跑。

12月22日上午10点，学而思（好未来）举办了一场参加人数超过两万的线上“告别会”

学而思创始人张邦鑫伤感地表示：“尽管我们早已经知道结局，但还是认真地上好每一节课，一个组织撤退的时候，身影很重要。”

12月31日，学而思将正式关停K9（小学初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服务，参加告别会的两万名老师将集体离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告别会也是属于校外学科培训全行业的。

2021年4月初，聚焦教育竞争的电视剧《小舍得》开始上线热播，中国社会这些年的教育焦虑似乎在这一刻抵达了巅峰。

荒诞的是，《小舍得》试图告诉我们教育竞争和过度鸡娃是错的，但很多观众反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不让孩子参加校外培训和“教育军备竞赛”才是一个家庭最大的风险。

我当时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教育竞争并不仅仅是一个‘舍’与‘得’的个人选择问题，更是一个公共问题。只有改变了外在环境的设定，教育竞争才能逐步降温，我们不能指望个人的豁达与所谓的佛系可以有效解决公共政策问题。”

今年5月，几乎就在《小舍得》迎来大结局的同时，“双减”这个关键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舆论之中。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当时虽未公布全文，但新闻通稿已用语严厉地透露了部分信息：“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

7月24日，《意见》由新华社全文公开，标志着“双减”政策的正式落地。《意见》明确指出：“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当天，新东方美股大跌54.22%；好未来美股更是下挫70.76%，相较年初最高峰时期超过500亿美元的市值，已不到10%。

“双减”政策落地后，上海教委相关负责人的一段金句引发了广泛讨论：“当部分学生去培训的时候，会提高他们的分数；但是当所有学生都去培训的时候，可能只会提高分数线”，“剧场效应造就的结果只能是学生牺牲全面发展的时间，去反复操练、操练反复，反复培训、培训反复”。

当时曾有论者精彩地指出，这段话被大面积传播和讨论，可以视为“双减”政策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所达成的共识的一个脚注”。

“天下苦学科培训久矣”固然是一个社会共识，但“中国家长”从来都不是一个集合概念，在共识之中也隐含了无数相互抵牾的利益诉求。

比如，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比经济条件普通的更倾向校外培训，时间更弹性或有全职妈妈存在的家庭比双职工家庭更支持校外培训……经济条件、时间弹性、价值观偏好乃至孩子是否曾显著受益于学科培训等等，都会让不同的家庭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

无疑，在作为普遍性的“双减”政策背后，如何接受和容纳这种多样性，考验着一个社会精细管理的能力。

不过，在“双减”政策刚刚出台之后，我和很多家长一样，最关注的其实还是当学科培训退潮，校内教育如何“补位”的问题，以满足学生的多样性需求。

在我看来，压缩学科培训的一个进一步合法性来源，其实就在于公立学校和公共财政愿不愿意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比如，在中国很多地方，小学放学时间普遍在15:30左右，如果没有学科培训机构， 孩子放学后去干什么？更本质的问题是，难道中国家长必须有一个人全职在家，才能胜任带娃的责任吗？

这样的疑问并没有持续很久，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以北京为例，在新学期开学之前，就出台了“延时课后服务”政策：放学时间从15:30延迟到17:30，如果17:30无法接走孩子，还可以提出“延时托管”的申请。

除了延迟放学时间，很多地方还出台了“暑假托管服务”，指导学生在校完成暑期作业的同时，开展阅读、美术、书法、音乐、舞蹈、科技、体育等活动。

在公立学校和政府积极补位的情势下，至此，“双减”政策在中国社会的认同度达到了新的高度

“双减”政策应当是一个进行时，在落实推进中不断发现问题和自我进化，不断回应中国社会不同群体的“精细化需求”。

从这个理念出发，我们可以关注的事情还很多：

当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大量转业，社会如何更加妥善的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而不是嘲笑他们入错行

取消校外培训是一个国家大政，但像俞敏洪他们这样的从业者，公共舆论是否应当为他们的体面退出和寻找新方向鼓更多的掌，而不是嬉笑和讥讽；

对于天赋过高或跟不上学校教育的孩子，“双减”政策能否满足正常辅导的多样性需求，比如，北京最近就建立了公办老师网上辅导平台。

此外，我们固然要为公立学校积极补位喝彩，但老师们由此多出的负担和减少的休息时间如何妥善对待；是否要支付合理的“加班费”；同时以更大力度的扩招老师……

在长期坚持“双减”政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让“双减”变得更加有包容性，容纳更丰富的多样性。

如此，当我们在2021年岁末向疯狂的学科培训说再见之时，我们的挥别姿势会更加坚定、自信与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