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有人议论东坡，总是逃不过“气”一字。东坡则性情纯真，心怀赤子之心；作诗不计后果，感情真挚，坦率直白；朝气蓬勃、壮志凌云。但也恰恰是因为他这般不知遮掩的才气；不可收敛的性格；不愿委屈自身的骄傲，触怒了当权权贵，促使了乌台诗案的出现。
东坡正处青壮年时期，还不够成熟老练，为人处世里，处处透露出一种稚嫩。因与陈太守相处不融洽，文章《凌虚台记》中的语句极具讽刺色彩，语调激进，处处透露着自身对这位上级的不满、厌恶。东坡就是这样，他才高八斗，年纪轻轻便已闻名遐迩，但他却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语言坦白直爽甚至于有些激进，总是很难去掩饰自己的感情，情之所至，诗词便自然而然地从笔下流出，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如此激进而不知圆滑世故的子瞻，虽因才气远近闻名，却极易招人嫉恨。
在宋朝两派的斗争之间，子瞻和王安石站在对立面。面对王安石激进的国家资本计划，极端的思想和令百姓深受其害的新法，子瞻怒不可遏。偏偏他的官职卑小，只能通过那么一两次对皇上进谏的机会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悲哀。直言无隐的文章，犹如一场龙卷风，袭击了朝廷。一开首便开始对青苗法进行攻击，东坡以自己诚挚之心，劝诫皇上不可凭借权力压制人民，否则会适得其反。进而，他运用了大量的史实典故，以劝诫皇上不要再听信王安石的谗言，将许多官吏降职或革职，以推行王安石新政；面对朝中各大臣辞官归隐，王安石的卷土重来，苏轼即使知晓大势已去，依然冒死进谏，作为一个在朝堂之上没有太多政治基础的人，这一份大无畏的精神，的确令人敬佩。但与此同时，苏轼也因为肺腑之言而遭贬黜。一切正如他之所料——皇上的确对他的谏言大为赞赏，可这一份表章，也一定会为王安石的等人所不容——只待一个契机便可将其贬官他地；对于御史台的弹劾，东坡连修表自辩都不肯，径直携家人上杭州赴任，这份傲气，恐怕当时世间没有罢。
赴任杭州的他，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这段日子里，他离自己心心念念的人民更近了一步，同时也更清晰地看清了世界：一万七千的囚犯的生死等着他去定夺、因新政执行而犯法的盐商等着他去审判、干旱蝗灾等着他去治理……新政下民不聊生，当权者神宗却一无所知，心中依旧空想着强国梦，依旧信任王安石。苏轼从来都很难在快乐的时候说不快乐，在不快乐的时候说快乐。林语堂先生说的一段话特别适合这个时期的子瞻，“他若不是疯狂得不顾厉害，便是义愤填膺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毫不在乎”，这样的诗，渐渐越积越多，单看一两首从不觉有何不妥，不过如蚊虫叮咬，心中稍稍不适；若放在一起看，便是对当权派的蔑视、威胁，于是乎，当权者心中渐积渐深的嫉妒和恐慌，促使了乌台诗案。
有一句老话说得很好，“世上最可怕的，不过人心罢了。”若无嫉妒，若无恐惧，若无权力和权益的争夺；又倘若苏子的气性改改，会不会就有所不同？可惜的是，若他的气性改变了，他也不再是苏东坡了；若是当权的不是小人，那么一切的一切，都会有所不同；只不过，从来都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