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歧，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懦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注评
【聪明睿知，果质乎】，邓艾民注，语本《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第三十一章）朱熹注曰：“聪明睿智，生知之质。”（《中庸章句》）
【违道不远】，陈荣捷注，《中庸》第十三章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行不著、习不察】，陈荣捷注，《孟子·尽心篇》第七上，第五章，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
【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邓艾民注，语本《孟子·尽心下篇》：“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笔记
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等人德业卓著，是先天秉性的发挥，还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为什么他们还不能称为圣人？
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韩琦、范仲淹秉性都不错，先天之中已经多暗合于天道，所以他们率性发挥，也违道不远。如果他们能专门在良知上用功，则有可能成为像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圣人。
秉性好，根气高的人，容易得道，但是也需要用功才能成就，根气低的人，需要更加勤奋用功才能成就。但是就本质来说，良知良能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只要肯用功就能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