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达乎？孱弱乎？
——读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
临江仙
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是两宋之交的重要诗人，当时和后世对他都评价很高。南宋学者罗大经认为“自陈、黄之后，诗人无逾陈简斋”，明代胡应麟诗论《诗薮》则说“大抵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近体无出陈去非 ”。他的朋友葛胜仲在《陈去非诗集序》里说其诗“缙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为新体”，严羽《沧浪诗话》谓之“简斋体”。一般认为，他是江西诗派的重要代表。
1090年，陈与义出生，其时为北宋哲宗元祐五年，距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1127年）还有37年，总体还算升平。陈家是官宦世家，也是书香世家，曾祖陈希亮移家洛阳，因此陈与义自小生活在洛阳，受到良好的教育。《宋史•陈与义传》说他“天资卓伟”，“儿时已能作文”，“流辈敛衽，莫敢与抗”，或有溢美，但大抵不差。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陈与义入太学；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陈与义以太学上舍入仕。至靖康元年（1126年），其间10余年，陈与义在仕途上兜兜转转，后因受王黼牵连，被贬为陈留酒税监。1126年正月，金兵第一次围困汴京，陈与义恰逢父丧，去职南奔。1127年，金兵第二次围攻汴京，北宋灭亡，陈与义“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凡数年。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召旧臣入朝，陈与义重又入仕，并逐渐受到到赵构信用。绍兴五年（1135年），陈与义以病退居湖州青墩镇（今浙江乌镇）寿圣院，青墩风景优美，陈与义前一年知湖州，所以选择在此养息。在湖州，陈与义多有诗词，诗作《怀天经智老因访之》中“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一句为赵构所喜，再被召为中书舍人。1137年，陈与义任参知政事，1138年，再次病退湖州，冬十一月去世，年49岁。
陈与义有些诗的确不错，像上文“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写得从容淡泊。再如《春寒》“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又如《早行》“寂寞小桥和梦过，稻田深处草虫鸣”，都写得很有意味。南渡之后，陈与义还写了不少追忆当年在洛阳生活的诗词，寄托自己的家国之思，如《牡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他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词人，有《无住词》18首，多是晚年居青墩所作，《临江仙 • 夜登小阁》被认为是陈与义的代表词作。
《临江仙》大致作于1135年或1136年。词前有小序：“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大概这天词人心思潮涌，夜不能寐，遂闲登小阁览景寄兴，不免就又想到了当年。以下片“二十余年如一梦”推测，可知此次“旧游”（雅集）大致在1113年左右，距靖康之变还有10多年，彼时的陈与义23岁左右，或尚在太学，或刚步入仕途，正青春韶华，鲜衣怒马，前途无量。据与陈与义同代稍晚的楼钥《玫瑰集》载，其时洛中地区活跃着“洛中八俊”，其中有“词俊”朱敦儒（1081－1159）、“文俊”富直柔(1084—1156)、“诗俊”陈与义，都是一时人杰。
站在今天，我们很难不联想到10多年后的靖康之变，因此陈与义他们的这次“午桥雅集”就不免有“醉生梦死”的嫌疑。李敬泽说明朝末年“北方的蛮族正撞击帝国的长城”，“张岱和他的人群正无边无际地欢乐”，陈与义他们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我们不能苛求陈与义，他毕竟只是一个文人，彼时还只是一个“天资卓伟”的少年诗人，而不是一个可能先知先觉的政治家，以他的识见和其时所处的位置，还看不到10年后的蛮族烽烟。
还是读这首词。上片忆旧，追忆青年时在洛下的午桥雅集：“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凡三大句，分写桥上、桥下和岸边。第一大句说人。“忆昔”二字总领上片，“坐中多是豪英”交代欢会诸友，既是“豪英”，则桥上欢饮之热烈不难想象。午桥在洛阳东南的伊水上，以风景闻名，是前贤诗酒唱和的地方，而今年轻人在此举杯相祝，自然也有追慕、期许前贤的意思。这一句，未言诸友意气风发，而意气自见，省去许多笔墨。以下二句主要写景。“长沟流月去无声”，视点转到桥下。“长沟”指伊水，洛河的支流；“流月”，明写桥下，暗写是夜天空清朗，明月皎洁，月影映入桥下流水，“流”字富于动感，写月影隐隐而动，似随水而行；“去无声”则写总体感觉，强调静景，映衬桥上的热烈。有人以为，“去无声”还暗示时间流逝，似显牵强。“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再转写岸边，动静结合，景人相映。“杏花疏影”有点染之效，“杏花”交代季节，“疏影”则写杏花容态之美，景物如此，人物之风华亦可想而知；“吹笛到天明”再转写人，复以笛声烘托欢饮，也写诸友雅兴非常，“到天明”则交代欢会时间之长，“不知东方之既白”。综观上片，风格俊朗，尤其是“长沟流月”和“杏花疏影”，极有神采，历来被人赞誉。
下片感怀，抒写历经沧桑后的感喟。也是三大句：“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第一句和第三句抒怀，而中间插入细节场景，显得缓急适宜，张弛得当，这正是古人诗词的章法。先说“二十余年如一梦”。这一小句是过片语，收住上片的“忆昔”，把时间拉回到眼前，高度概括，其间国事翻覆、个人颠沛都略过不提；“如一梦”寄托了身世之伤和家国之痛，如果只是就个人遭遇而言自是写得沉痛，但倘若把其间的国家沦丧、人民横遭蹂躏也仅视为“一梦”，则多少显得孱弱乏力。事实上，就是陈与义个人的这“二十余年”也并非全“如一梦”：初登仕途至靖康之变，其间十余年虽有沉浮，但总体正常；靖康之变后一路南奔，此数年陈与义久历艰难，可谓劫后余生，但既然“余生”就值得庆幸；应赵构之召再度入仕，此数年间赵构对他青眼有加，一再擢拔，其后更曾任参知政事，成为南渡诗人中“最为显达”者。如此，不难发现，陈与义这里的“如一梦”似乎太过消沉，应当只是词人的一时感慨。联系陈与义在湖州“数年多病，意绪衰落”，又多与僧侣交往，学习所谓“休心法”，似乎也不奇怪。
再说“此身虽在堪惊”。“此身虽在”暗示知交零落，活着不易，有庆幸之意，也表明前句中“二十余年”其实主要还是指南奔之数年；句中“惊”字极为沉痛，有“惊恐忧惧”之意，写国破家亡辗转飘零对词人身心的沉重影响，虽然残身得以保全，但内心总是高度戒备。实事求是而言，这一句夸张的成分很大。陈与义南奔虽有辗转，但其后重又出仕，颇受信用，退居青墩也颇安逸，又怎会时常惊恐？理解为因国事而“惊”，或觉贴切。靖康之变，金兵烧杀掳掠，奸淫妇女，除金银财物之外，大量掳掠宋朝官员和妇女，惨遭蹂躏死者甚多，被掳北上的赵宋宗室队伍开始有三千多人，至燕京后只剩一千几百人。1127年5月宋高宗赵构即位后，金兵屡屡南下攻宋，直至作此词时（1135年或1136年），几乎处处烽烟，年年皆战，国事如此，乱世之中，又如何能不“惊”？
再谈“闲登小阁看新晴”。这一句写现在，写细节，写场面，“新晴”一词颇让读者眼前一亮。由“惊”而“闲”，词意逆转，情感也由沉重转为风轻云淡。诚然，人不能总以痛楚麻木自己，难得词人这一刻暂抛怀抱，有“闲情”登临小阁，览景自遣。
第三大句“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再次抒怀，前一小句上接“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后一小句则承接“闲登小阁看新晴”。其实，时间也未必就是“三更”，小阁上也未必看到渔人听到渔唱，而渔人也未必就歌咏古今兴亡，词人只是以此寄寓落寞孤寂之情。对这两句，一般都评价较高。南宋黄升以此词此句认为陈与义词“语意超绝”“可摩坡仙”，清朝陈廷焯也称赞说此词“笔意超旷，逼近大苏”。这些评价，或者都有独到之处，但显然没有结合两宋之际那个特定的时代。明朝的杨慎，也写了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其下片应当是对陈与义这两句的化用。不过，杨慎他可以旷达地认为古今兴亡都是“笑谈”，因为他是局外人；而陈与义不能，也不应，因为他是局内人，是当事者，何况金亡北宋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王朝兴替。
综观下片，情感沉痛，但选择性地无视历史，无视人民涂炭、民族屈辱，把国恨家仇付于缥缈的“渔唱”去表现所谓的“旷达”，这样的主题其实流入另一种俗套，在那个风云激荡、灾难深重的时代，显得平庸，也显得矫情、孱弱，不足以振聋发聩，恰恰是笔力不足的病症。
隋文帝评陈叔宝说“全无心肝”，陈与义应该不是。事实上，陈与义还是关切国事的。南渡后，他的诗风有明显的转变，由写个人情趣转为多写家国之思，风格也趋向沉郁悲壮，所以才被誉为“简斋体”。但整体而言，身处激荡的风云时代，陈与义诗词思想性和战斗力似都有限，相比稍后的陆游和辛弃疾诸人颇觉不如，更遑论岳飞《满江红》，这也体现了词人的格局不够宏大，个性偏软弱平庸。1137年，南宋讨论与金人的战和，丞相赵鼎等人主张进兵，赵构以徽钦二帝和韦太后在金人手中企求议和，陈与义则模棱两可地说：“若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万一无成，则用兵必不免。”以靖康之变的惨痛屈辱，南宋仍然幻想与金议和，不亦怪哉！晚清张佩纶曾因陈与义感慨：“文人论事，全无实用，而徒于诗中作慷慨激越之音，终于浮声空响耳”。实际上，陈与义作诗，连慷慨激越之音也并不多见。
2024，01，16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