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朝也被称为青铜文化时期，它代表着中国青铜冶炼技术进入了一个巅峰时期，其中以青铜鼎最为著名，“后母戊鼎”就是当时最杰出的代表。
后母戊鼎重达832公斤，采用了至少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需要两三百名工匠的配合才能完成，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鼎，除此之外，还有四羊方尊、毛公鼎等知名鼎器，但是绝大多数有名的青铜器是出自商朝，周朝的青铜器似乎并不那么出彩。按照道理来说，青铜文化应该是一代更胜一代，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非商莫属，周朝远不如商朝，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和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度存在很大的关系，更准确地说，周朝分封制度所带来的的高低贵贱、厚此薄彼、亲疏有别，引发了许多非宗亲诸侯的强烈不满，其中以楚国为代表。
能够跻身周王室上层统治的，基本上都是宗亲贵族、王族子弟，那样的一套制度，基本上断绝了平民子弟的上升渠道，这一点和夏商时期存在很大的不同，夏朝虽然没有什么名相，但也没有从制度上杜绝平民翻身，而商朝的名相之中，有很多都是出自奴隶、平民，像伊尹、伊陟、傅说等，都是平民奴隶出身。但是到了周朝，除了姜太公一人属于外族，朝中大权、地方大权基本都是被王族子弟垄断，而且还是世袭罔替的那种，很典型的“出身、血缘决定人的一生”。
而楚国的初代国君先鬻，虽跟随文王、武王伐纣，但最终也因为领地远离王畿，加上不是姬姓成员，最后被视为蛮夷封了一个子爵。楚国国君地位低，国家的地位更低，诸侯开大会，楚国国君连参加的权利都没有。即使楚国日后有再大的功劳，也会因为周分封制度的制约，无法晋升。
所以自周开国之后，楚一直对中央政权忿忿不平。
西周初年，周公、召公辅政，周朝进入“成康之治”盛世，楚国此时是南疆小国，无力抗周。但是到了周昭王时代，北方戎狄作乱，昭王穷兵黩武大规模征战戎狄，楚国也趁此机会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尾大不掉。楚国甚至控制了铜绿山铜基地，对于青铜时代的周朝来说，无疑是控制了自己的命脉。
铜绿山基地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采铜和冶铜地，商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冶铜成就，很大程度上便是依靠这处铜基地。铜绿山对周朝来说同样也是至关重要，它不仅仅事关制造青铜器，就连制造兵器、马车等战备物资，也离开不了它。
鉴于铜绿山的重要性，周昭王前后三次南征楚越，单论军事力量，周与楚相比，俨然是太强大了，所以前两次征战，楚国均已失败告终，昭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铜绿山，获取大量的铜原材料，之后带回镐京铸器铭功。
但是，铜绿山离周都相隔甚远，大军无法长期驻扎，于是每次占领此地获取铜材料之后，就撤军回朝了，周军一走，楚人便立即又占领了铜绿山。昭王几次出师，最终还是徒劳无功，反而丧师失地，最终还是失去了对铜绿山的控制权，昭王本人也在第三次伐楚的路上溺水身亡，这也标志着西周由盛转衰。
失去了铜绿山，就代表着周朝失去了最重要的铜材料生产基地，没有铜材料的西周，青铜文化也随之盛极而衰。
而与之相反，楚国的青铜文化却越来越兴盛，后来楚地出现的王子午鼎、楚大鼎等，或许都跟楚国控制了产铜基地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