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九八年考出去的。滨城医学院，护理专业，一读五年。她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年，学费没有着落。大姐十八九岁，一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先把我们村跑了个遍，又一家一家骑到姨家、舅家。借钱不是说话，是看脸。这家三块，那家五块；有人开门，有人关门，有人当着她说些不咸不淡的风凉话。
她随身带了个小本子。借一家，记一家：三舅，十块；二姨，五块；王奶奶，两块，还往她车筐里塞了把花生。块儿八角，人名密密麻麻记了小半本。到底跑了多少家，她没跟我们数过。
凑齐那天，她把一沓皱巴巴的票子，数了一遍，又数一遍，加上村委会资助的那一笔，总算凑齐了学费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七百多块——那是她一个姑娘家，在离家千里外的地方，一个学期在外面全部的嚼用。
出门前一晚，她把那个小本子压在炕席底下，摸摸我的头，又拍拍弟弟的肩，说：你们俩好好念。姐不会让你们再看别人的脸色。
去报到那天，她一个人拎着行李，铺盖上了火车，没人送。大学五年，她没再跟家里要过钱，课余自己打工。
大姐成绩好，毕业时有个去深圳的好机会，系理里好多人争，导师推荐了她去。可她想想我，想想弟弟，想想还在村里的爹娘——她要是去深圳了，走到那么远，这个家谁管？我和弟弟，还走得出来吗？她把深圳的机会推了，回了家，进了县医院。
那时候我小，不太懂。后来我才明白：大姐是把自己的那条路，让成了我们三个的路。
我中考第一年，没考好。
能上高中，可没考上免费的资格，得额外交一笔钱。家里拿不出。爹想来想去，说，要不复读一年。
那天吃饭，爹想缓和气氛，让我唱个歌。我心里堵，没唱。吃完饭，姐带我和我弟弟去家后面的小山，去药王庙拜一拜，把心里那口气散一散。
可是刚爬到山顶，就听见村里有人吵架，吵得厉害。根据以往的经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们姐弟三个撒腿就往山下跑。
跑到家，就看见娘绝望地坐在血泊里。头上一个口子，血顺着脸往下流，衣服上、身上，都是血。
是爹，因为我，因为我没考好，因为没唱歌，娘替我分辨了几句，爹一斧子劈在了娘头上。斧子，家里那把生锈的旧斧子。
娘后来在医院抢救过来了。可从那天起，我和爹之间，隔了一堵墙，一堵翻不过去的高高的墙。
娘躺在血泊里，看着我，狠狠地说了一句：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我受了多少罪！
那句话，压在我心里很多年。我觉得自己是个负担——娘这辈子受的苦，有那么大块的一份，是因为我，不是大姐，也不是弟弟，是我，这个中间的夹在缝里的孩子…
复读那年，我努力学习，刷题，后来以不错的成绩考进了县里的高中。高中三年，也没敢松一口气。
高考填志愿，有人劝我：填个离家近的吧。
我不，偏不。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能考多远考多远，离那个家越远越好，最好别回来。我不想再看他们吵架，不想再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把娘往血泊里推，也不想再当那个负担。
零五年，我考上了临海大学，我们村第一个985。爹很高兴，觉得脸上有光，在村里风光了一把。嗯，这回他没再说“姥姥家长大的孩子”。至于学费，他也并不操心。家里跟大姐那时候不一样了：大姐在县医院站稳了脚，村里听说这家的老二又要考，愿意凑钱；亲戚接济一点，学费走国家助学贷款。大学四年，我没再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每学期一等奖学金，一年国家助学金，一年贫困生奖学金；下了课去餐馆打零工，出去做家教，一小时十块、十五块，生活费都是一分一分攒的。
大三那年，我拿了国家奖学金，五千块。
那是一笔大钱。我跑了滨城好几趟街，给家里每个人都买了东西。把东西往包里塞：这包点心是给娘的，这是给大姐的，这盒绿豆糕——姥姥最爱吃的那口——是给姥姥的。
到家，一件一件往外拿。
我说到绿豆糕那句，大姐忽然抱住我，她问我：姥姥要是没了，大姐可不可以是第一位的。我说：瞎说啥呢，你们，我都要。大姐哭了，娘也哭了，说：姥姥没了。
我先是不信，以为她们在跟我开玩笑。可一看她们那个认真的脸，我知道是真的。我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上一扔，转身就往姥姥家跑，我要去看姥姥，我不管，姥姥还在等我呢，她答应要等我回来的…大姐从后面把我抱住了，抱得很紧。
跑也没用了，看不到了…
后来姥爷跟我说，姥姥走的那天，是上厕所的时候。她在里屋，恍惚听见外头有人，以为是我回来了，嘴里念叨着：小妮回来了，小妮回来了……
就这么走的。她临走之前，心里放不下的，还是我。
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接受不了这件事。最爱我、最护我的那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那是我人生第一笔大钱——五千块。我本来想拿着它，让她高兴高兴：你看，你带大的这个小妮，有出息了，不是爹说的那样。可她一样也没看见。绿豆糕还在包里，人已经没了。
姥姥走了，那个在门口等我的人，少了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