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治疗的先驱者告诫我们，要以超出个体特征的眼光，去审视使家庭成员之所以构成一个家庭的模式；家庭是由彼此联系的生命构成的，并且它又是由严格但未言明的规则掌控的。
不过，自 Bateson、Bowen 和 Ackerman时代以来，这个领域已经有所演变，从最初强调家庭的互动（family interactions），逐步发展到专注于对经验的叙说性建构（narratiye construction）——简而言之，就是从人际关系的视角转变个体认知的视角。但是，如果你认为，家庭系统理论（familysystems theory）的最大创新，在于发现了人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并且认家庭成员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他们互动方式的一种功能而已，那么这种演变就未免有些令人困惑。
基于这个前提的各种治疗方式，其目的均在于改变家庭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family）。我们也因此想当然地认为，一旦家庭组织发生了变化，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生活也会随之相应地改变。家庭治疗的繁杂不仅仅是因为其效果，而且还因为它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了人类状况的最基本的相互关联：家庭系统理论告诫我们，家庭远胜于个体的集合（collectionof individuals）；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它的每个部分以超越其各自特点的方式来发挥其功能。
为了看到整体，我们学会了通过模糊（blurring）对个性的关注，从而去审视系统这个统一体。不幸的是，在回头审视系统的过程中，家庭治疗师有时会无视组成家庭的个体（相当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译者注）。如果不对人们所处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特别是家庭加以考虑，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作为个体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关注点限制在互动的表面——即完全脱离内在经验的社会行为上，这无疑也是一种误导。
家庭治疗进人21 世纪的桥梁是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onism）——认为我们的经验，不过是我们清楚地表达事件的方式的一种功能而已—即我们用以描述我们经验的故事。这种从行为到认知的转变，开拓了各种新的可能性。
当今家庭治疗独执牛耳的叙说方式，实乃后现代（postmodern）革命的完美表达。当所有的知识都被认为是建构，而不是发现的时候，以下说法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家庭治疗的主导方式应该关注人们创造意义（createmeaning）的方式，而不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幸的是，在重新发掘个体及其内在经验的过程中，后现代方式已经出现无视家庭及其内在关系的倾向（相当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译者注）。
这一领域从家庭互动转向个体认知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为了改变家庭而将注意力放在技术上，使得我们远离了对家庭的研究。受到 Bateson 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的观察和研究的激励，第一代家庭治疗师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观察和聆听。他们之所以愿意观察和了解家庭，是因家庭当时尚属于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不幸的是，当家庭治疗师变得越来越关注治疗技巧，而不是去理解家庭的时候，他们便开始远离这种接纳性的开放（receptive openress）。于是，改变、改变的动力学、声音和意义的延伸变成了焦点；而心理组织（psychological organization）以及创造意义和对话的人们之间的根互连结，虽然没有被全然忽略，也几乎被弃之不顾。
此外，当代家庭治疗忽视家庭取向的另一个原因是，家庭治疗领域一直存在一股令人厌恶的反家庭暗流。治疗师最初是以对手的身份进入家庭的。家庭治疗的出现本应是一种科学的进步，但也不免会受道德和政治的潜在影响（undertones）。以前，疯狂（madness）是被忽略、被放逐或者被禁锢的，现在却要由家庭来承担责任，接受责难。家庭治疗师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疯狂行为赋予了意义，认为这种行为不过是对紊乱的家庭环境的一种绝望的、不得已的处理方式；由此，家庭治疗师将精神分裂症患者从精神病性的无可救药的地步拯救出来。发狂的不是病人，而是家庭。
治疗师们努力让家庭的个体成员成为其权利的自主主体，这实际上是对抗拒成长的家庭权威的挑战。个体成员可能要求改善，但是，家庭或许需要某个人来充当“病人”的角色。病人由此变成了“被认定的病人”(identified patients) —-家庭的替罪羊（family scapegoat），为维护家庭不安全的平衡而做出牺牲。家庭治疗师把他们自己看做是复仇的天使，热衷于通过“谋杀”（slaying）家庭中的残暴之人（dragons）来援救无辜的受害者。
攻击家庭的最尖锐的声音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 R.D. Laing 的说法'，孩子一生下来就成为了家庭和文化桎梏的囚徒。Laing 曾将家庭形象地描述为反面角色——“现代社会的集中营”，虽然这样米免太过戏剧化，也太过极端，但它的确与多数人看待家庭的方式并无二致。
尽管 Bateson 团队的观察不可谓不科学，但他们用来描述家庭系统的语言却来免有点杀气腾腾，他们常常暗示家庭系统不只是无意识地抵抗改变，而且还有意识地挑战改变。“双重束缚”（double bind）的概念引导了一种治疗理念，也就是将个体从家庭病态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种对家庭敌视的观念，同样也将治疗师置于敌对者的位置。因为家庭被视为愚笨无知的系统，一旦同时被视为僵化（顽固地坚持他们自己的方式）以及捉摸不定（难以把握），则对他们进行访谈便无异于一场搏斗。甚至那些不再认为病人是其恶魔般的亲属的无辜牺牲品的家庭治疗师们，也常常会觉得他们自己在反对家庭，因为这些家庭顽固抵抗各种旨在改变他们的种种努力。这种对家庭敌视的观点，可以在Bowen “未分化的家庭自我体系”（undifferentiated family ego mass）的概念中一览无余，这个概念意味着要降低自我的个体性。甚至 Minuchin 旨在解救三角化的孩子（triangulatedchild）、针对“缠结家庭”（cnmeshed families）的工作，以及 Milan 学派“肮脏游戏”（dirty games）的概念，也常常以对敌斗争的面貌出现。
当今时代，当家庭治疗师们呼吁对家庭应采取合作式方式（collaborative approach）之时，他们铭刻在心的是，要摆脱先前模式的那种显而易见的攻击性。先驱们最初进入家庭时常常将家庭视为对手(adversary)——”过稳态”（homoeostatic）和“阻抗”（resistant）——部分原因是他们进人家庭时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一心想拯救“家庭的替罪羊”，所以将母亲视要被制服的敌人，而将父亲视可以被忽略的边缘人物。但 Harlene Anderson 和 Harry Goolishian在提倡合作式方式之时，则正式宣称摈弃独裁者模式（authoritarian model）。这种独裁者模式认为：治疗师作为无所不知的专家，可以为病人提供其所寻求问题的答案。后现代治疗师在拒绝控制论模式—家庭犹如一个功能不良的反馈环（dysfunctional feedback loops）的同时，也对家庭本身一定有某些错误或缺陷的观念大加挞伐。不幸的是，他们还是回归到了家庭治疗开宗明义的三个发现：（1）认为心理症状常常与家庭冲突有关；（2）认为人的问题可以相互影响；（3）治疗时应将家庭视为一个单元。
家庭治疗的早期版本，有时的确会将家庭视为洪水猛兽，并因家庭所存在的问题而对其大加责难。叙说运动帮助将治疗师与家庭的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然而，叙说治疗师在拒绝家庭治疗早期施恩于家庭的思想意识的同时，也对系统式思维予以拒绝，这样虽然强调了机械论的元素，但却忽略了其更为人性化的含义。
摘自《家庭与夫妻治疗:案例与分析》（Salvador Minuchin，Michael P. Nichols，Wai-Yung Lee（李维榕）/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