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治疗师的风格
前面三章，我已向读者诸君介绍了我的治疗风格，解释了我进行干预的“原因”。
本章我想邀请年轻的治疗师们和我一道，回顾我一生走过的道路，因为我的经历独特而又精彩，正如你们将要踏上的这条道路一般。也许我多年的摸索能够指点你找到属于自己的资源，凭借这些资源形成你自己独特的治疗风格。
现在，我已过耄耋之年。我是快40岁才开始进行家庭治疗的。那是1958年，唐·杰克逊（Don Jackson）刚刚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家庭内部平衡问题》的文章（1957）。这篇文章介绍了家庭互动、内部平衡以及联合心理治疗的应用情况。他描述了一种新的治疗形式，治疗师会见病人及其父母，甚至兄弟姐妹都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治疗中来。对我而言，这篇文章是一片崭新天地的发轫之作。
也许我过去50多年的记忆可以为大家提供些许拙见——有关这一领域的发展演变、某些创新对理论和实践的影响等等。当然，诚如所有人的记忆一般，时光已重新布置并改写了我的经历，今天十分笃定的记忆，其实只不过是一再复述的产物。事情最初总是发生在我的意识之外，仅存淡影或模糊的印痕，然而在后来的某个时刻重又被发现、被找回，显示出更加明晰的意义。
让我试举一例，作为治疗师，我的所思所想和关注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变化，但是直到最近我才能够看清并描述这一演变过程：现在回顾入道之初，作为个体治疗师和心理分析师，我首先看重的是自己的童年经历，认为探索童年最能洞见一个成年人的行为、思想和感情的根源。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开展家庭治疗时，我将重点转向当下。我对过去的看法改变了，认为那段并不美妙的时光干扰了我对当下冲突关系的理解。又过了一二十年，我再次转变。我这时终于可以自如地设想多重身份认同、在一生的不同阶段逐渐形成的多重自我、对人生课题的多重反应等等……但请允许我回到起点，从成为家庭治疗师之初开始讲述吧。
最初，我在20世纪60年代的维尔特维克男子学校（Wiltwyck School for Boys)工作，那里有100多个经纽约法院裁定送往这家寄宿制学校的男孩，我们的团队要对大多出自非洲裔美国家庭的孩子们开展工作，他们多住在哈莱姆区（纽约的黑人住宅区），靠救济生活。学校被有意安排在远离纽约的地方，是希望孩子们借此逃过所属社区和家庭的不良环境。
与全美各地上千所类似的学校一样，孩子们在维尔特维克的经历颇具相似性。
他们适应了这所学校的规矩，一年后被认为“有所改进”，然后被送出学校，回到原来的环境中——然而大部分人会成为惯犯，将再次回到这里。
我们感到需要找寻一种更有效的干预，因此杰克逊（Don Jackson）的文章对于我们这伙维尔特维克的自由派而言(Dick Auerswald, Charlie King,Braulio Montalvo以及其他人），不啻是探索另一种治疗模式的伟大出发点。我们宣称自己成了家庭治疗师，在治疗室的墙上凿开一个大洞，安上单向玻璃，邀请家长和其他的孩子们一同前来面谈。
我们发展出三步疗法：
1.首先，两位治疗师与家庭面谈半小时。
2.其次，一位治疗师与孩子们面谈，而另一位治疗师与父母面谈。
3.最后，治疗师们和所有家庭成员再次聚首。
治疗结束后，治疗师和在单向玻璃后面观看治疗的团队一起，讨论家庭成员在不同阶段的不同互动方式，以及治疗师融入家庭的不同风格、治疗师的努力、治疗师与家庭的关系等等。
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家庭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其中包括许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议题。
人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中表现不同。
.鉴于这些现实情况，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自我。在不同的情境和人生发展阶段，人们会对不同的人形成依恋关系。
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有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即使在问题家庭中也是如此。
治疗师应调动家庭成员的潜在能力，彼此保护、彼此疗愈。我们也学习到，治疗师只能与系统的某一部分连接，因此治疗总是片面的.那时，我们并不了解自己已经学会了这些东西，但知识之门永远向有准备的头脑敞开。随着时光和工作的推进，这些认识越来越清晰明确、大有裨益。
本人的早期风格到底如何？我感到有责任帮助家庭，却与其他治疗师迥然不同。因为我热衷挑战、喜欢揭开冲突的真相，并十分确定这些探索可以带来改变的体验。我从不怀疑家庭拥有自己的资源，相信他们能够适时地行动。这些信仰是人生之必然，是我在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时获得的。这位阿根廷诗人、作家曾写道：当你徘徊在人生的岔路口，其实已同时走上了两条道路。这看似自相矛盾，但我理解他是在说，未曾选择的道路你也随时都可以走。我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风格的？这是我的人生道路自然而然的结果。下面，请允许我总结一下早期经历是如何将我变成这样一位治疗师的。
我于1921年出生在阿根廷，父母是20世纪早期的典型夫妻，丈夫是在外面做决定的人，而妻子是在家庭内部负责情感的一方。我们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注）所说的那种家庭，又是生活在反犹太人的阿根廷小镇上的犹太人家。我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按照父母的传统观念，我应该是那个“负责任的人”。我成了对弟弟妹妹负责的人、向父母负责的人、为大家庭负责的人、进而对全世界犹太人负责任的人。童年时代，这代表了我念兹在兹的全部生活。遵守这个群体的规则并为之尽责，塑造了我的第一个身份认同，随之而来的是对社会公正的关注。
让我们从那个时候跨越20个年头，此时的我是个医学生，身处贝隆将军(General Peron）通过军事政变当上阿根廷独裁者的年代。我参加了同学们反抗政府占领学校的起义，被抓进监狱三个月，单独关押，这让我初尝睡眠被剥夺的滋味。后来我被学校开除了，去往乌拉圭共和国继续学业，而后又被允许回到阿根廷完成我的医科学习。这一时期，我把自己看成是阿根廷犹太人、左翼人士、反叛角色，自我感觉像个英雄。我的身份认同更加复杂了，一部分尚在沉睡，而另一部分则更为活跃。我仍然是那个害羞的小男孩、青春期的大男孩，现在又增加了一些截然不同的品质：一个挑战者、认为自己负有社会责任的人、在困难时刻奋起抗争的人。
1948年，就在我准备开设一家儿科诊所的时候，联合国承认了以色列建国，犹太独立战争爆发了。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参战，于是成了一名以色列军医。作为负责军队医疗工作的医生，我适应了军队中的等级制度，为能照顾别人而感到快乐。很显然，对自己到底是谁的自我感受，随着参照团体的变化而变化着，我对不同团体的依恋支持着我承担不同的责任。1949年，随着以色列战争进入尾声，我来到美国，专门学习儿童精神病学。我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身为一个外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周围没有一个熟人、不会说这里的语言。我在老式的霍恩和哈达特（Horn and Hardart）餐厅就餐，在那儿，你可以看到架子上的食物，自取一份，却不知道它到底叫做什么。身为异乡人，就像是在进行解决问题的实验：每件事几乎都认识，但却不能完全了解。在我头脑中，每件事都有两个以上的名字。西班牙语的mesa，希伯来语的shulhan，意第绪语的tish，都是英语“桌子”的意思。现实世界是如此之不同，我毫无确定感、心存恐惧，有赖于陌生人的出手相助。
而我的确得到了帮助。在不同的机构里，我学习了儿童精神病学以及纽约人的各种儿童工作方式——在保护犹太人管理委员会；在贝尔维尤医院，师从洛雷塔·班德（Loretta Bender）；在问题儿童诊所当住院医生等等。这一时期对我来说充满不确定，我感到恐慌、缺乏能那第一个年头我就认识了帕特，又聪明、又漂亮的红头发心理学家。我们1951年成婚，她成了我60年来的谈话对象。在你的自言自语变成彼此对话之际，生活的现实就扩展了开来：打开新的视角、转换新的身份。现在这条路上走着我们两个
人，继续塑造着我的所思所想、我的治疗风格。
对于我们这对新婚夫妇来说，共同生活始于以色列——我们的“永久”移居之地。但是，这次永久只维持了短短三年，却是我职业生涯的丰收期。我成为六家机构的精神科主管，由某个组织建立起来的这些机构专门帮助欧洲大屠杀的幸存儿童，以及从阿拉伯国家只身来到以色列的孤儿。这些孩子还不能适应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场——译注），这是他们在以色列的第一个安身之所，因此需要治疗性的环境。正是在那里，我开始理解文化差异带来的复杂影响。我从专业角度思考家庭影响如何左右儿童适应新的生活，因为我所面对的人们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和理解范畴。我知道自己的所知有限，却未及领会做一名不确定的专家是多么宝贵的财富。随后，当我面对边缘型家庭时，身份认同中的这一侧面帮助我在工作中融入家庭。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以色列是一段冒险之旅，既充满乐趣又困难重重。我决心
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所以举家返回美国，进入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分析研究
院(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学习。此时我们已有了第一个孩子，在以色列出生的丹尼尔。我们非常穷困，帕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我则每天忙于接受精神分析，在诊所出诊（他们按次付费，然而，付给我的诊费少得可怜)，
并获得小小的一点儿私人开业收入。最后，有些工作带我进入了领取救济的人群当中。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像孕育各种矛盾冲突的温床，我感到很难创立一套自圆其说、又让自己信服的专业思想体系。
试举一例：那时我每周要接受三次精神分析，聚焦在我对母亲的依恋关系和对父亲的被动攻击上面。而适应纽约新生活过程中的种种挣扎，则或多或少地成了远景。这使我对自己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多，但当我提到引以为豪的英雄事迹时，我的分析师回应道：“萨尔瓦多，你就像是浪尖上的一只软木塞，你只有随波逐流的份儿。”
对我的分析师而言，身份认同是单一的，它始于童年。只有通过重新唤起早年经历的方方面面，我才能够了解它。但对我而言，身份认同的形成是阶段性的，并且形式多样。那时我已然35岁，经历过诸多坎坷，同恶势力抗争过，与各种不同的重要他人发生过关联，发展出了自己的心理资源，在艰难时刻即会展露出来。对我的分析师来说不值一提的东西却是我的至宝，也是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的核心关切。
让我们从那个时候再次跨越，这一次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们移居费城。我已是宾州大学的儿童精神病学教授和费城儿童指导中心主任，但两者之间的转换并不顺畅，这两份工作也没能并行不悖。
当上中心主任之初我就坚持这一理念——所有接受治疗的儿童必须与家庭一起前来就诊，儿童治疗就是家庭治疗。这被来访者所认可，却遭到精神医学系的反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医学联合会对我们培养精神科治疗师的方法提出质疑，于是系里面展开了调查。奇怪的是，我成了罪魁祸首，正如童年时代，作为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成员，我再一次成了圈外之人——一个“他者”。
但儿童指导中心却另有天地，我们越办越好，员工也越来越多，有门诊服务，也有住院设施，还有两套公寓来安置困难家庭，更有对外的培训项目等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费城儿童指导中心是世界上主要的家庭治疗中心之一，源源不断地接待着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员来学习我们的做法。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家庭治疗是心理治疗界的一大关注焦点。也许是一厢情愿，我们还预测它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干预模式，但是这一回却猜错了。
无论如何，那个年代及以后发生了非常多有趣的事情。下面我想说说，心理治疗领域发展出了哪些不同的方法。
我在费城一直致力于为穷人服务。包括那些面对各种危机的少数族裔家庭的困难，还包括与各种既定的司法和福利机构打交道。很显然，帮助这些家庭与大多数家庭治疗师的工作截然不同，他们那个时候更倾向于厘清精神疾病的神秘机制。例如，贝特森等人（Bateson et al.，1956）发表了一篇有关“双重束缚”的文章，假设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无伦次源自父母传递出的矛盾信息——我爱你/离我远点儿——与此同时还有第三个信息，就是他们必须同时尊奉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
正当贝特森、惠特克（Carl Whitaker）、鲍文（Murray Bowen）、怀恩（Lyman Wynne）等人醉心于探索精神病患者的种种表征的意义之时，我却聚焦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上面，对为基本的生存危机而苦苦挣扎的人而言，生活的意义在于家人之间的关系。
我认识到，人们必须对新的、变化着的、不断扩展和调整的社会结构做出回应。我希望大多数家庭看到这种潜藏的能力。尽管这一乐观理念不断受到质疑，但是它经受住了考验。从首次在维尔特维克男子学校实验性地开展三步疗法时起，我始终致力于理解家庭模式、探索新型方式的可能之路。
当我试图串起从童年到老年人生旅途上散落的一个个脚印时，终于发现自己的经验旅程是如何决定了我的治疗体系中的那些技巧和偏颇之处的：
成长于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中间，从属于“他者”的社群，使我对危险始终高度警觉，对社会不公高度敏感，对保护弱者和孩子的需求强烈，对被贴上标签、无法保卫自己的人们饱含关爱之情。
多次的移民经历使我心怀无常之感，对事物的外显意义常存疑惑之心。我认识到一个变化的角度可以改变客体、信念以及关系的意涵。我也越来越喜欢用比喻和诗歌的意象来描述事件和情境，因为我深深地相信，任何真相不过只是“大约如此”而已。
在以色列和美国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服务，使我越来越尊重差异性，充满好奇地向不同的人群学习，身心自如地在无知的状态下工作——因为每当我斗胆做出预测或描述，而又被证明是错了的时候，都会欣然接受自己的无知，继续学习新的东西。
我衷心拥护这样的理念：家庭成员会彼此负责任，也因此会为治愈和保护他人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改变是多维度的。我相信人们所讲的故事的外显意义，同时也会考虑他们面对彼此时所持的立场—亲近、疏远、保护、支持、拒绝、关爱，等等。人们在关系中塑造着彼此，当亲人需要我们改变时，我们就可能聚集起力量来改变自己。身为治疗师，就是要协助推进这一转变的过程。
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我在治疗中会见家庭之际，奇迹就会降临。当我们坐在一起谈话，当我的思绪围绕着他们的时候，世界都会为之缩小，我全身心地沉浸在他们的谜题之中，我们身处小岛，时间都为之停止——或是延后了。
在第一章谈到治疗的手艺时，我也曾试图描述这样一种体验，却并未成功。如果允许我为这种体验命名，我会称之为“对治疗过程的全情投入”，它就像与家庭的联结一样，是治疗的重要因素之一，却是无法言传的技艺。
人际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哈里·斯达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947）在论述心理治疗时写道：治疗是一种人际的情境。在描述这个情境时，你仿佛是高高在上的观察者。而其实，你就是它的一部分——是时刻参与其中的观察者。治疗是一种两人或多人互动的游戏。
而你就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之一。力、依赖别人的好意—这与我之前的经历是多么不同的身份认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