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30才彻底读懂王阳明传习录【16】

第二章 传习录上（徐爱问）

中国政治智慧八字箴言：一本于道，因时致治

【原文】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仁也详解】

五伯，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伯”的说法最早源自商朝，指的是非天子一族的其他部落首领，叫做“方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方伯的势力渐渐强过天子，容易做出僭越的事情。王阳明用“伯者”、“伯术”来形容非王道的霸者权术。

徐爱接着上一节问，孔子写作经书，目的是人们去除私欲、存养本心天理，比如齐桓公、晋文公等那些春秋五霸争权夺利的事，孔子不想详细地展示给世人看，的确有他的道理。但尧舜这些上古圣王行王道的事，为什么孔子也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呢？

王阳明回答说，伏羲与黄帝上古时代的事情，离我们太远了，其真实事迹很少有流传下来，可以看出上古时代民风淳朴，浮夸文风还不盛行，这就是上古时代的社会治理状况，不是后世能比的。

徐爱还是不依不挠，接着追问，《三坟》这些书也有流传下来的，怎么孔子也要删掉呢？

“三坟五典”相传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籍，分别记载的是三皇五帝。《尚书》的序言中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叫做《三坟》，说的是天之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这些五帝之书，叫做《五典》，说的是人之常道。

王阳明回答说，《三坟》就算有传下来，但世事变化，书中记载也慢慢不适用了。后来社会风气更加开放，文采也越来越胜过以往，到了周代末期，即使想恢复夏商时期的风俗，也很难了，更何况尧舜时期呢？更不用说伏羲黄帝的上古时期了。虽然每个时代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同，但其遵循的大道是一样的。孔子尊尧舜之道，守文王武王之法。文王武王之法，遵循的其实还是尧舜之道，只是时代不同，具体的治理方式也就不同，即使是夏商之法，用在周代，也有不适合的地方。所以孟子才说：“周公效法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但对其中不合于当时当下的，就夜以继日地去思考并想要做出适当的改变”。上古时代的治理，怎么能简单地复制粘贴用于现在呢？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作经书的时候要略掉尧舜以前事的原因。

“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王阳明这句话引用自《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子朱熹注解说，“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尧舜距孔子生活的年代太遥远了，尧舜时期的规章制度已经模糊了，但孔子不抓细节，尧舜所施行的圣王之道才是核心，所以孔子“远宗尧舜之道”；周文王周武王距孔子生活的年代并不远，其法度是有迹可循的，所以孔子“近守文武之法”。

“周公思兼三王”，出自《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说的是周公想要兼学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但他们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周公就彻夜思考，想通了，等天一亮就马上落实。

王阳明最后又接着说：“君王如果主张无为而治，但做不到夏商周三王那样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而强行推行上古时期的法度风俗，那就是佛家道家的学问了。如果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但做不到夏商周三王那样以天下大道为本，而只是以功利之心来做事，那就是春秋五霸他们在干的事了。后世的儒者说来说去，讲的其实不是圣王之道，而只是春秋五霸的霸王之道而已。

霸道和王道，是政治智慧的两条路径，霸道的最后肯定都走不远，王道的都可能基业长青，为什么说可能？因为王道虽然是核心，但每个时代也不能照抄照搬，也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所以中国政治智慧总结成八字箴言那就是：一本于道，因时致治。

作者：仁也

广州仁也营销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明隆庆六年初刻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传习录注疏》，邓艾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陈荣捷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撰，中华书局

《张居正直解论语∙大学∙中庸》，张居正 著，中国言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