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光中曾经说过：“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而当我看着眼前这部刚刚读完的小说——《恣意生长》时，我有着不一样的看法。我的真实体悟是：真正好的小说，故事是基石、情节是绿叶——基石支撑着主旨之塔，绿叶簇拥着精神之花。摆在我眼前这部长篇小说恰恰是情节足够妙趣，而思想也足够深沉的好作品。
《恣意生长》讲述的是留守儿童朱小路自出生的那一刻起，直至成长为可独当一面的小大人的故事。他所亲历的与成长、生离、死别、亲情、友情、春情、拐卖有关的诸多故事，无不散发着浓郁的农村泥土味。
朱小路，大约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因被母亲生在农村一条无名的小路上而得名。朱小路的父母是无权无势、老实巴交的农民，作为“超生家庭”，他们家被打着“计划生育”幌子实施掠夺的村干部任意欺凌，而他们一家人本能的反抗和自卫间接导致了父亲朱解放坐牢。
朱小路的父亲朱解放出狱后离家出走、不知所踪，而他的“疑似”亲生父亲马大虎却常常鬼祟出没，拥有纷乱身世的朱小路自小心灵深处便埋下了“野蛮”的种子。被全村人取笑为“野种”的朱小路，在母亲刘美丽和三个姐姐的照顾、陪伴下，倒还算无忧无虑地渐渐长大。可是以迅速苍老为代价以维持这个家的母亲，终于在泪干眼瞎的那一天也选择了离家出走。刚刚成年的大姐朱春红成了他和其他姐姐的临时“家长”，温柔的大姐继续探照着朱小路的“恣意生长”之路。
而当大姐被镇上的青年杨二诱骗后，也离开了家出城“打工”，并且一去而十年不返。目不识丁的二姐朱秋红和被迫辍学的三姐朱小红成了朱小路的“监护人”。期间，误入黑厂的父亲朱解放回归了家庭，朱小路和姐姐们总算结束了与父亲的“生离”，却不曾想没过多久便沉痛地遭遇了与父亲的“死别”。
生活对于懵懂的朱小路由始至终都不曾停止过恣意妄为的考验，当他由全然懵懂成长为春心萌动的中学生时，当他因青春固有的烦恼而不安时，同样青春而顽强的三姐竟然遭遇了绑架。于是，唇边刚刚长出绒毛的朱小路背挎着捡来的宰猪刀，如孤胆英雄一般，单刀直入那看似迷幻实则糜烂的城市阴暗处，直面营救姐姐、磨砺自我的新挑战……
作为同样来自农村、同样曾为留守儿童的乡下人，我对这部小说有着纯天然的喜爱，更有着深刻的触动和共鸣。小说的故事看似荒诞，实则现实；小说的人物看似模糊，实则清晰；小说的时间看似远去，实则依然近在眼前。
《恣意生长》的封面处写有“当代中国版《麦田守望者》”的字样。两相对照，我却觉得相较于《麦田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朱小路简直优秀太多太多。霍尔顿拿青春当挡箭牌，说着出格颓废的污言秽语，做着无知无理的叛逆行径，自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丑我独美，在我看来霍尔顿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勇敢”逃避者。而朱小路的可爱和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融入这个荒唐的尘世，他叛而不逆。尽管生长的环境荆棘密布、杂草丛生，尽管穷苦的生活有太多的残缺和不堪，他终是积极向上、迎风破浪的小勇士。朱小路为朋友而仗义出手、对心仪的老师体贴入微，为解救姐姐而勇敢突围、对险恶人心无畏抵抗……我很难不为之动容和赞许。
对这部出版已有六个年头的小说，我为今天才与之邂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也感受到了作者对缺爱老人的困境、留守儿童的问题、城乡矛盾等现象的关注和忧虑。作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依然众多，留守儿童问题依然严峻的今天，不知尚有多少人可曾驻足关注过他们。据近年可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尚有近700万，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
而据我观察，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当下，留守问题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农村，城镇里也有着不可估量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当下的“留守问题”，也逐渐趋向复杂。他们的困境被城市的繁荣和喧嚣掩盖。那些被迫成为“新生代留守儿童”的孩子，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里，他们均忍受着父母的疏离，而享受着隔代的宠溺，他们中有好一部分已无法再像父辈或祖辈那样扎根于泥土中，而只能像囚鸟一般困于钢筋混凝土的牢笼里，他们究竟有多少空间可供自己恣意，又谈何生长呢？
或许，通过这么一部小说，多少可以引起某些人的省察吧？曾几何时，有多少人极力斩断与落后农村的关联，一厢情愿地以为生活在城市里才是有奔头的人生，在攀比之风和贪欲之声的撩拨、撺掇之下，他们从无奈走向盲从，从盲从走向新的无奈，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殊不知，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整个社会，当其得到更多的时候，必然也要失去更多。对老人的关怀，对儿童的爱护，便是某种“缺失”。加之城乡的边界正逐渐模糊，这种缺失便更具有隐蔽性了。
作为曾经的留守儿童，我对与此相关的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窃以为：留守未必都是消极的，留守也未必一定产生问题。在认真阅读《恣意生长》之后，我也并不感觉朱小路是彻底不幸的。相反，他好歹没有因“恣意”而失控，他还拥有生长的空间，尽管父母亲和姐姐们相继离去，但萦绕在他身边的爱始终不曾中断过（尤其那份令人泪目的姐弟情），这也是他之所以“留守”而没有大“问题”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想说：导致“留守问题”的真正因素并不仅仅在于空间上的留守，更在于心灵上的“留守”。
文/若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