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五点，天还麻着，建筑队的老冯就把砖头卸在了我家门口。卸完砖，他没走，蹲在砖垛旁卷旱烟。卷烟纸是孩子用过的作业本，烟丝撒了一地。
“老刘，”他卷好烟，不点，“这砖，是给张主任家拉剩的。”
我没接话。砖是红砖，颜色暗得像隔夜的猪血。建筑队给乡里盖新办公楼，这是多出来的三百块。老冯弹了弹烟灰：
“张主任昨儿说了，砖拉回去也是堆着，让问问谁家有用。”
我蹲下，摸了一块砖。砖面粗粝，带着晨露的湿气。老冯继续说：
“不过张主任也说了，这砖是公家的，白拿不合适。”
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老冯跟着站起来，把烟别到耳朵上：
“其实也合适。上个月你帮李会计写的那个材料，李会计拿去，张主任看了，说是写到了点子上。”
我想起来了。李会计是我远房表侄，在乡里管账。上月他儿子考学，要写个什么家庭情况说明，憋了三天憋出二百字，找我重写。我添了些“家境贫寒志存高远”的话。
“砖钱怎么算？”我问。
老冯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张主任说，按废料价。一块砖原价三毛五，废料价一毛。”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其实这砖烧过了头，比一般的结实。”
我没还价。老冯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账本，让我按手印。按完手印，他说：
“对了，张主任家后天摆席，他小舅子结婚。”
太阳出来了，照在红砖上，砖头泛着铁锈似的光。我把砖一块块搬到后院，码成齐整的垛。搬砖时想起二十年前，我第一次盖房。
那时父亲还活着。我们去河滩拉沙子，一车沙五块钱。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拉到半道，车轴断了。父亲蹲在路边抽了一袋烟，说：
“去王站长家借辆板车。”
王站长是粮站的。父亲让我拎两斤香油去。我说沙才值五块，油要三块六。父亲说：
“你不借车，沙就烂在路上。”
后来我盖起了三间瓦房。上梁那天，王站长送来一副对联，红纸上写着“立柱喜逢黄道日，上梁正遇紫微星”。对联贴了二十年，去年揭下来时，纸脆得一碰就碎，字却还黑得瘆人。
砖码好了，整整齐齐三百块，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妻子从厨房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
“真买下了？”
“买了。”
“多少钱？”
“一毛一块。”
妻子沉默了一会：“张主任家随礼，得比李会计家多二十块。”
我没说话。妻子继续说：
“李会计家去年嫁闺女，咱随了五十。张主任是领导，得七十。”
后院有棵老槐树，树影慢慢爬到砖垛上，把红砖切成明暗两半。我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
“人情不是债，头顶锅儿卖。”
下午去乡里信用社取钱。信用社的小赵是我学生，见我就笑：
“刘老师取钱？”
“取一百。”
小赵边点钱边说：“张主任小舅子那事，您听说了吧？”
“听说了。”
“听说新娘子是县里的，在邮电局上班。”
他把钱递给我，手指在柜台上敲了敲：“邮电局现在好啊，一个月顶咱们两个月。”
取完钱出来，在街口碰见李会计。他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刀猪肉。
“舅，”他老远就喊，“砖拉回去了？”
“拉回去了。”
他支好车，掏烟给我：“张主任这人，讲究。”
我接过烟，他给我点上。烟雾缭绕中，他说：
“那材料的事，多亏您。张主任看了直说好，说咱们乡里藏龙卧虎。”
我问：“孩子上学的事定了？”
“定了定了，”他笑，“师范学校，出来当老师，像您一样。”
又说了几句闲话，他推车要走，忽然回头：
“对了舅，张主任家随礼，您准备多少？我好有个参照。”
我说：“还没定。”
他点点头，推着车走了。猪肉在车把上一晃一晃的，肥肉白得晃眼。
晚上吃饭时，妻子又提起随礼的事：
“听说王站长随一百。”
我没抬头，扒拉着碗里的米粒。妻子接着说：
“王站长儿子去年进建筑队，是张主任批的。”
窗外的月亮很大，很圆，黄澄澄的像块玉米饼。我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月夜，父亲带着我去给村长拜年。提了半篮鸡蛋，村长媳妇收下鸡蛋，说：
“这怎么好意思。”
父亲搓着手笑：“自己家鸡下的，尝尝鲜。”
出门时，村长送我们到院门口，对父亲说：
“开春水渠清淤，你当个队长吧。”
父亲连着说了三个“使不得”。回家的路上，月亮照着我们一长一短的影子。父亲突然说：
“鸡蛋八毛一斤，半篮三斤四两，两块七毛二。”
那时我十四岁，第一次明白，有些东西可以称重，有些东西不能。
夜深了，妻子已经睡熟。我披衣起来，走到后院。砖垛静静地立在月光下，每块砖都沉默着，像在等待什么。我数了数，横十五块，竖二十块，整三百。
忽然想起老冯早上说的“烧过了头”。烧过了头的砖结实，但容易变形。这些砖里，有几块边缘是弯的，有几块带着黑斑。可终究是砖，能砌墙，能盖房。
回到屋里，我从抽屉取出七十块钱，三张二十的，一张十块的。新钞票硬挺挺的，在月光下泛着青白的光。我把钱对折，又对折，塞进红封里。
封口时，胶水粘住了手指。我慢慢撕开，手指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像砖缝间的石灰线。
躺回床上时，妻子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
“定了？”
“定了。”
她没再说话。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衣柜的镜子上，镜子里又有一个月亮。两个月亮冷冷地对望着，像在商量什么大事。
我闭上眼，想起明天要去买的瓦，想起后天的酒席，想起大后天要请的小工。一样一样，在脑子里排成队，排得整整齐齐，就像后院那垛红砖。
睡着前最后一个念头是：那三百块砖，也许能砌一间小厨房。
窗外的月亮偏西了。很远的地方，有狗在叫，一声，两声，然后停了。夜沉下来，沉得像河底的淤泥，把所有的话都埋了进去。
只有砖知道，它们曾经是土，在窑里经历过怎样的火。可是砖不会说话，砖只会沉默地待着，一块挨着一块，等待被砌进墙里，成为墙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
第二天一早，老冯又来了，带来一袋水泥。他说水泥也是剩的，但这次没说钱的事。我把红封给他，让他捎给张主任。他捏了捏厚度，点点头：
“晚上席面六点，别迟到。”
他走了，水泥留在院子里。袋子是破的，露出灰白的水泥粉。风一吹，扬起细细的尘，在晨光里飞舞，像极小的雪。
很多年后，我还会想起这个早晨。想起那些砖，那些水泥，想起老冯别在耳朵上的烟，想起妻子在围裙上擦手的样子。它们堆在那里，等着变成一间厨房。
而张主任家的酒席，我终究没有去成。那天下午，县城来了检查，我被临时叫去写汇报材料。材料写到半夜，回家的路上，月亮又圆了，照着空荡荡的街道。
妻子还没睡，在灯下补衣裳。见我回来，她说：
“礼到了就行。”
我问：“厨房还盖吗？”
她停了针线，想了想：
“盖。砖都买了。”
后来厨房盖起来了，不大，但够用。砌墙时发现，那三百块砖里，有二十三块是碎的，根本用不上。我把碎砖垫了地基，埋在土里，谁也看不见。
去年回乡，老房子拆了，厨房也拆了。推土机轰隆隆开过的地方，现在是一片菜地。只有地基还在，一层碎砖埋在土里，长出的韭菜特别旺，绿油油的，一根是一根。
李会计退休了，在县城带孙子。老冯前年走了，脑溢血。张主任倒是还在，胖了，每天在乡政府门口打太极。
有时候我想，如果那些砖会说话，它们会说什么？说窑里的火太旺？说搬运时磕碰的疼？还是说被埋在地下的这些年，听见的虫鸣和雨声？
它们什么都不会说。它们只是砖，曾经是土，将来还是土。中间那段时间，被烧硬了，砌成墙，遮过风，挡过雨，然后又被拆掉，埋进土里。
就像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随过的礼，写过的材料。热闹过一阵子，然后沉默下来，埋在时间里，长出另外的东西。
只是当时不知道，以为墙是永远的，话是算数的，礼是有回响的。
今年清明上坟，路过那片菜地。韭菜又绿了，一畦一畦的，整齐得像是用尺子量过。我蹲下来，摸了摸泥土，凉凉的，软软的。
下面那些碎砖，应该还在吧。也许已经粉成了土，和大地分不开了。这样也好，省得说话，省得记得自己曾经是砖，曾经被火烧过，曾经在月光下，等待被砌进某个人的生活中。
风从河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味。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往坟山走去。
父亲坟头的柳树，已经碗口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