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聊安乐死这个沉重的话题，是因为接连几件和安乐死有关的事情，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现在住所附近的一个邻居在去年选择了安乐死。房东对我说她为了死，做了很久的准备。加拿大2016年通过了安乐死（MAiD），这个生活方式有严格的资质要求：一个人必须患有“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终末期）——“严重”意味着身体机能显着下降；“无法治愈”是指没有办法充分治疗。这要求病人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自然死亡是可以合理且能预见的。

那位邻居身体还算健康，但老伴过世后身边没有什么人可以聊天，儿女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于是她选择卖掉公寓，独自环游世界，再有尊严地死亡。这里就有了歧义，她没有生存的欲望了，但她的死亡还不能被预见，所以按照法律来说不符合安乐死条件。医生不愿冒险去给她开安乐死的处方，因为指导方针里说，如果医生在这上面犯了错，那将面临刑事指控——“十四年监禁”。

21年3月，议会颁布了一条名为C-7的法案。它废除了“终末期”的要求。现在，只要有人患有“在你认为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无法得到缓解”的疾病或残疾，他们就可以免费享受安乐死。那位邻居的亲人虽然不舍，还是见证了她的离开。我看有的医生说，这样的生活，除了慢性疼痛外，更难忍的是抑郁、绝望，和缺乏医疗和家庭护理。

与此同时，我发现加拿大各地安乐死的比率差别很大，且和地区富裕程度正相关，比如温哥华岛的安乐死占总死亡率是其他地区的三倍。温哥华岛是养老胜地，里面的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有钱，也受过更高的教育。前面我提到的证明试过各种方式减轻痛苦，只是申请条件中的一部分。这种证明也有隐形的壁垒，让贫穷地区的人难以承受，因为他们无力支持各种尝试，更无法让家庭医生频繁给他们做记录，去证明符合标准。

当我觉得扩大安乐死的范围是一种进步时候，我朋友觉得是一种滑坡。她觉得安乐死会成为一种工具，来免除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义务，不限于保障贫困、残疾或精神疾病人的健康、经济安全和生命平等的权利。最让她愤怒的是明年开始允许人们以精神病为理由申请安乐死，而现在正在讨论的是是否允许儿童来申请安乐死。

前段有这样两件新闻，有一位对烟味过敏的女士要求换一间廉租房居住，因为她恐怕再这样下去自己就要过敏而死，但这件事交涉了两年都没结果，最后她选择安乐死，在今年2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年5月，另一位因脊椎受伤而坐轮椅的女士，感觉自己因政府津贴陷入无止境的赤贫中，申请了安乐死。还有一位正值青壮年的残疾人，不堪忍受疗养院的恶劣生存环境，申请了安乐死。

安乐死优先考虑加拿大人的个人自主权，但一个躺在自己污秽里的残疾人，在衡量生死方面，能有多大的自主权？更不要说残疾人和赤贫有相当明显的关系。在加拿大，有四分之一的穷人患有残疾。在曼尼托巴省，针对残疾人的就业和收入补助是按照比例支付的，没有孩子的单身人士每月补助为1，093加币起，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如果他们挣到了超过这个补贴的钱，不管收入来源是什么，一律收回超出部分的补助。

前面提到的第二位女士在多伦多，每个月只能领到1169加币以及50加币的特殊食物津贴。我只能说是少得可怜，我刚刚去超市买了一袋子樱桃（12刀）、一盒2L牛奶（6刀），两颗番茄（2刀）就20刀了。如果她想有一个舒适的住所和正常的饮食，我觉得这钱是远远不够的。上周我看到加拿大审计长凯伦-霍根的一份报告明说：残疾人等难以联系的人群，获得的福利比应得的少多了。

让我觉得更有讽刺性的是，加拿大把安乐死叫做MAiD，就是为了不想让人回想起安乐死的起源。当初安乐死的宣传者，一直在对人类生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将所谓的弱者和非生产性的人，与能够为社会普遍福利做出贡献的强者区分开来。尽管加拿大政府坚持安乐死完全是关于个人自主权，但也一直关注其财政优势，又让人联想起其险恶的经济原理。

甚至在C-7法案生效之前，议会预算官就发布了一份关于它将创造的成本节约的报告：旧的安乐死制度每年节省了8690万加币；C-7法案每年将创造额外的净节省6200万加币。相较于昂贵的慢性疾病治疗，每个“安乐死”只花费纳税人2,327加币。残疾人在疫情中受到了更多影响，但他们也被认为是可被牺牲的。加拿大的残疾人在疫情中获得了600加币的补贴；大学生获得了5000加币的补贴……

前几天我在抖音看一个人讲的事：一个老头有两个儿子，他老了干不动活了，约定去每个儿子家住3个月。小儿子养了3个月，把他推到大儿子家，大儿子养了一个多月不想理他了，就让他去找小儿子，他再去找，小儿子也不接待了。他四处徘徊了一下，晚上就跳了河。我看完就想，这时候投河算是自杀，还是他杀呢？不在场的角色不一定没有作用，他即使没选择跳河，死亡也是可以预见的。

我对安乐死感受很矛盾，不希望人们轻率地，甚至被迫死去，也不想剥夺人们死亡的尊严。当然我也明白，就算有的人不选择安乐死，也活不下去。这件事的发生早于安乐死法案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