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归时港人的不安与迷茫，非典肆虐，金融危机的袭击，占中的短暂动荡，好像能想到的就是这样的碎片，多是银幕或者电波里的香港。
香港，于我，很远。
当饥饿裹挟整个村庄，生存迫在眉睫的时候，长辈们提到当年有村里人有一些破釜沉舟之士奋力前游，游过那条埋伏着危险的河流，最终夺取了生存的胜利，到达物质相对丰裕的彼岸。喜剧发生的同时，悲剧也自然相随。体力不支丧生河流，或者公职人员依法遣送非法偷渡者，回到此岸，继续与饥饿相伴。后来，就听说在彼案的幸运儿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买楼开店，回来探亲的时候就会捎上崭新的港币赠予宗族亲人，亲人们自然视这样的外币如珍宝，万般呵护。香港，对于儿时的我而言，大概就是水草肥美的沃地，那里，拒绝饥饿，那里，创造奇迹。
大了些，香港成了品质的象征。 因为祖上是地主的关系，在那个以成份划分阶级的年代里，地主这样的称谓让隔壁邻居祖上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宗亲里要么携带妻儿仓皇出逃，遗留下来的不幸者要么打光棍，要么退而求之地与另一个家庭重组家庭，成了当年独特的风景线。离开的富裕者总会眷顾留下来的贫困者，无论走到哪里，潮汕人都忘不了自己的根。隔壁的邻居就是这样的幸运儿，远在香港的宗亲在一无所有的境地下上演了爱拼才会赢的现实版本，于是，村里第一所羊毛厂拔地而起，有工厂，就有各种各样的分工。隔壁邻居依据血缘的亲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羊毛厂的厂长。在厂长的带领下，车间在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下源源不断地进行羊毛衫的制造，但那些羊毛衫在乡村的市场是不可能见到的，它们都是输出产品，他们都是要销售到香港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有种贡品的味道。有输出，无输入，自然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也有悖于潮汕人的经营智慧。在大卡车里，去程时整齐可观的货物，回程时大卡车里满载的奶粉，药品，洗发水巧妙地完成了输出与输入的完美协调。当然，在量上二者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一致，港货的消费群体毕竟是小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拥有品质与格调的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