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篮球的“高级叔”
过年回老家,和父母聊到矿上原来那些人,我突然想起了“高级叔”,就问母亲:“高级叔怎么样了?”
看到母亲愣了一下,我补充道:“就是篮球打得很好的那个。”
“你说的高基呀,他下岗后就一直在城西二小旁边卖酸果,卖了十多年了。”
“哦?”
高级叔名字叫高基,是和我们同村的远房亲戚。当年我父亲可怜他自幼失怙,初中毕业后跟着寡居的母亲务农,生活不易,特介绍他到矿上下井,做没有编制的临时挖矿工。
据说他原来叫高其,他自己觉得太俗气,初中的时候没跟他母亲商量,就改成了“高基”,估计是致敬高尔基,因为我曾看到他刚到矿上的时候,平时只要不下井就捧着厚厚的书在看。我们矿上的小孩听大人叫他的名字,模模糊糊地听成了“高级”,因此都叫他作“高级”。印象中他高高的个子,在村里时就喜欢在村头小学球场打球,高瘦的身影带球左突右穿,甚是灵活,三分球也投得极准。
提起这个人,思绪一下把我拉回三十多年前,拉回到那些喧嚣的篮球比赛夜。赛场上空那些刺眼的灯光,喧天锣鼓和震天的加油声仿佛一下子又回来了。
我上二年级里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听父亲跟母亲说:“今年县里的企事业篮球赛,估计是要大搞。听矿上工会的许副主任说,不光有篮球比赛,在每场球赛后,还有双方的拔河比赛。矿上职工男多女少,老许说了,职工家属也算,准备把你们几个铲矿的妇女都算上,女子拔河赛也组个队参加。”我母亲当时在矿上打零工,每天用铲子把工人从矿井里推上来、倒在轨道下的矿渣铲到矿车上去,除了记工外,车主司机一般还会拿出十块五块的,让她们几个妇女分,算是加班小费。
“拔河这种事,还是要靠我们这些天天甩铁铲的。靠那些做办公室的,靠你们学校里像小张老师那样娇滴滴的女子,行么?”母亲顿时露出略微的得意神情。
小张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还教音乐美术,听说是陈矿长的小姨子,长得白里透红的,头发微黄,有点像画报上的外国女星。平时爱打扮,显得既漂亮又新潮,称得上是矿上子弟学校里的一朵艳丽玫瑰花了。听母亲这么一说,我确实觉得小张老师娇滴滴的,没啥力气。
“老许说了,凡是有你们比赛的晚上,都算加班的工,要是得了名次,还另外有奖。”看来父亲已经打听得一清二楚了。
“咱们矿上的篮球,年年都是垫底,今年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唉!”父亲也是个球迷。
“怎么不让高基去试试?他每年可都代表咱村里参加了乡里比赛的,听说打得还不赖呀。”母亲在一旁说道。
“他?”父亲楞了半晌,拍了拍脑袋,仿佛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对呀,我以前怎么没想到他呢?也对,他去年还没有到咱们矿上呢。”父亲这才反应过来。他刨了几口饭,急急忙忙地去找工会老许去了。
晚上,父亲特地吩咐母亲多炒两个菜,让我和弟弟去矿上的小卖部买了两瓶“三花酒”——那是我们当地卖得很好的白酒。他叫了高级叔来喝酒。
一晚上高级叔的脸上都带着对长辈和施恩贵人的谦恭笑容,说话不多。
“高基啊,明天打篮球这事,你可得用心呀,我可是在许副主任面前拍着胸脯发誓保证了许久,许副主任才答应让你试试的。许副主任根本就不大相信咱们农村里出来的会打球。他说了,明天先看看,完了还要陈矿长最后拍板。咱矿上篮球队每年都垫底,听说陈矿长都已经心灰意冷了,那真是孤掌难鸣啊,每次都被对手几个人贴得死死的。”喝得满脸煞白的父亲聊到篮球,就开始喋喋不休的了。
“建国哥,我试试看吧,可不敢打包票,毕竟山外有山嘛。”高级叔也喝得开始脸色发红了,但还是腼腆放不开,话不多。
几天以后,听父亲说,高级叔不光入选了篮球队,还深得陈矿长欢心。陈矿长大手一挥,高级叔最近都不用下井了,就在篮球队里训练,工时照算。似乎陈矿长的雄心又被鼓舞起来,在外面紧急招了两三个篮球打得好的,调到矿上。
连我都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因为除了家里父亲每天都在谈论篮球赛,学校里也在谈论,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听他们意思,今年比赛有希望,很精彩,有看头。
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和弟弟已经几次暗中侦查了矿上的篮球场周边地形,琢磨着哪个位置最适合观赛。我们商量好了,不跟其他小伙伴讨论这些,免得到时他们和我们抢位置。
直到比赛前一天,弟弟慌张地来找我:“哥,他们都在讨论坐车呢。”
“坐什么车?”我有些蒙圈。
“坐车去城里看比赛啊,比赛不在矿上,要去城里。”弟弟一席话让我一阵的措手不及。
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前几天听小璇和小青等几个女同学讨论坐车什么的。当时我离得远,以为她们又要跟着父母去城里买东西——小璇是陈矿长的独生女,我看到她好几次跟着他父亲坐小车去城里。小车我也不是没坐过,我们家第一次来矿上,坐的就是姨父的车,姨父是副矿长,他女儿——也就是我表妹小青也经常坐姨父小车进城。
我内心慌乱,有种不祥预感,自己恐怕要错过本世纪最大赛事。我心不在焉地上完一天的课。
晚上吃饭,听着父亲在跟母亲讨论明晚的篮球赛和拔河赛的细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犹豫了几次后,终于鼓起勇气,问父亲:“明晚我和弟弟也要和你们一起去的,对吧?”
正在刨饭的弟弟也停下了筷子,满脸期待地望着父亲。
“你们?你们当然不去了。我都安排好了,你们明晚去小青家,和青婆婆(小青的外婆)在一块,我们晚点回来就接你们。”父亲仿佛几个月前就做好了一切安排一般。
“呜……我不!我也要去看比赛。”我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竟然直接就哭出来了,弟弟也是。顿时饭桌上一片呜咽哭声,仿佛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一般。
“别哭!你们晚上看比赛,作业怎么办?”我感觉到父亲开始用各种理由搪塞我们了。
“后天就是周末。我们周末再做不行吗?”我据理力争,努力地对抗着这让人绝望的决定。
“不行,当天的作业不能拖。”父亲此刻真的太绝情了。
“那我保证在放学前把作业做完。”我已经豁出去了。
“我也是。”弟弟也不甘示弱。
“大晚上的,赛场那么乱,你们妈妈要参加拔河比赛,你们乱跑怎么办?我可看不住两个小孩。”父亲还在找理由。
“我们保证跟着你,不乱跑。”
“可是车子没有座位了呀。坐车去看球赛都是要提前报名的。”父亲终于抛出最后的杀手锏。
我们无言以对,只好大哭起来,情绪已经崩溃了。父亲看到我们哭闹,脸色变了,那是发怒的前奏。
“行了行了,这样吧,让你们爸先坐车去,我带你们两个搭矿车去。”母亲旁观了半天,想出了缓解眼前僵局的办法。
“好吧,好吧,但只要你们乱跑,以后这种事情你们可就别再想了。”父亲终于松口了。
终于等到了第二天,我和弟弟利用白天中午和课间休息的时间,匆匆忙忙地把作业做完,心中还一边祈祷着父亲千万不要改变主意。其实当天的作业也不多,估计几个老师的心也早就飞到城里的赛场上去了。
到了放学时间,我们跟着母亲和父亲——他终究没有一个人去坐矿上的大巴车——来到矿区大路上,路上看到了已经来回几趟、运送不知多少啦啦队的矿上大巴车,正载着满座的人缓缓又驶出矿区广场。我依稀看到了班上的几个同学,他们在车上向我们招手,我们也骄傲地向他们挥手。
飞驰的矿车抖动得很厉害,我们一家四口分成两拨,分别坐在两辆矿车的驾驶室里,颠簸着向城里进发。矿车司机抽着呛人的烟,父亲和他攀谈着。我好奇地望向窗外,看到夜色渐暮,公路两旁的山飞快地向后跑去,而天上残月仿佛一直追赶着我们。
下车后我们紧跟着父母,还走了好长的路,才到了县里的体育馆。体育馆早已经是灯火通明,呼声地动山摇。我们艰难地挤进人群里,寻找座位。坐在看台上,远远地看到体育馆中心不大的水泥场地中,两队人马在灯光和目光的聚焦中各自慢跑、拉腿、运球、投篮热身,很多个篮球在场地上乱串,但却逃不脱那些熟练灵活的手。
我焦急地问哪个是高级叔,因为太远我看不清楚。在学校里,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在讨论他,说今年咱们矿上有个厉害的投手,三分球唰唰地投进,极少失手。
“在那,看到了吗?17号。”我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了,高级叔穿着篮球褂,与平时相比,显得消瘦。再和陈矿长等其他几个队员魁梧的身躯比,就瘦得更明显了。
在喧闹声和嘶啦嘶啦刺耳的大喇叭播报声中,比赛开始了。
高级叔果然勇猛,唰唰连续几个干净利落的三分远投把观众们的情绪带动起来了。对方一看不得了,加紧了对他防守。却没想到他左突右冲的,连续突破过人,给队友分了几个漂亮的球。高级叔在球场上运起球来真是行云流水般,自信而果断,进退自如,眼神里全是霸气和沉稳,那一刻,他成了驰骋战场的主帅,整个体育馆的主角。他渐渐开始指挥队友,完全没有平日里的那种谨小慎微和谦恭的唯唯诺诺。我方势如破竹,完全没有悬念地获得了比赛胜利。比赛结束,我看到前排很多人涌上去给他们祝贺,其中有给陈矿长递上毛巾和水的许副主任、笑得很灿烂的小张老师,还有到处乱窜的小璇和小青。
“太精彩了,真带劲啊!没想到高基这么厉害。”父亲兴奋得脸色通红。
接下来的拔河比赛也很精彩,我们精壮的矿工不出意外,轻松地把对方拉得东倒西歪,人仰马翻。母亲和她的几个工友,则用她们那天天操持铁铲撂矿的大手,呼的一声就把对方羸弱的妇女们一下子就拉过来了,对方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
散场后,父亲带着我们跟着母亲一起,随着大部队吃夜宵,庆祝胜利。鲜美的榨菜肉丝面早就出锅了,盛在洗衣盆那么大的盆里,随便捞。我和弟弟都撑着肚皮吃了好几碗,吃得肚滚腰圆的。胜利归家的我们坐在大巴车上,大巴车像黑暗里的怪兽在山间左突右蹿,大家高兴得唱起了歌,歌声散落在山间的黑暗里。
第二天,矿上所有的人都谈论着篮球赛,谈论那个神奇的高级叔。他也迅速成为了我们学校里所有学生们的偶像。
后面的比赛我都没去看,主要是父亲说要考试了,还好新鲜感已经过去了,我们没有再闹。也可能其实是父亲嫌带着我们去太麻烦,就像考试后暑假开始,他带着他们班上的学生去市里旅游,也没有带上我们一样。他们在大巴车到达回村岔道上把我们娘三个放下来了。当时我和弟弟走了一大截路,还在一边哭一边不时朝山那边的公路看——回村岔道走了一截后,能看到去市里的那条路绕过山又出现在远处的半山腰上。
篮球队不出意外的夺冠了,高级叔也成了矿上的英雄,他被陈矿长直接从矿井队调到了工会办,和刚转为正主任的老许一个办公室。
每次看到他都是衣冠楚楚的,当然,在球场上陪陈矿长他们打球时除外。他对别人的笑容也不再那么谦恭,也许是球场唤醒了他内心的自信。他开始抽好烟,看到认识的人他就散烟,言语谈吐也不像原来那么拘谨。他不再躲在宿舍里看书了。后来我们竟然看到他来学校里找小张老师,据高年级同学说,他们好上了。但后来又说没成,小张老师了解过他的家庭出身后,很快就巧妙撤身了,这些都是在大人闲谈的时候听说的。后来他还是成功地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正式调到工会办上班,看来陈矿长还是有些人情味的。
“后来呢?”我问母亲,“他不是去工会办了吗?怎么就下岗自己开酸果店了呢?”我有些不解。我后面离开了矿上到外面上学去了,没怎么听说矿上的事了。
“陈矿长下台了呀,到县里工商局去了。你高基叔原先就是个临时工,没了矿长庇护,怎么还能稳坐办公室?原来的书记当了矿长,没有留他继续坐办公室,让他下井。没想到干活时不小心,被塌下来的矿堆压到了脚,瘸了。赔了些钱,但不能继续下井了,闲了几年。后来改制,矿上被私人老板承包了,他只好下岗去摆摊了。”父亲在一旁补充道。
“可惜了,那时候多厉害啊,三分唰唰地投。第二年就不行了,只知道给矿长传球,冠军丢了。矿长那个臭手啊,总是投不进,浪费了多少机会!”父亲说着,有些感慨,仍沉浸在当年的岁月里。